《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政策研究》.doc

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政策研究 引言 金融消费者保护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在发生金融交易行为时，由于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专业化、技术化的特性，金融消费者很难了解其确切的含义，从而导致消费者可能在金融机构劝诱与广告的攻势下作出错误的选择（郭丹，2009），进而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所以，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应该将焦点集中在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零售业务上。一方面，由于金融零售业中的产品与服务种类繁多，产品设计、交易方式和服务方式复杂，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般性框架很难就具体问题提出适当的保护措施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到目前为止其发展虽有一定规模，但还很不完善，市场投机行为屡见不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老百姓手中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个人理财观念逐步被人们接受，金融消费的形式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的银行存取款或购买国债，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金融理财产品，希望将自己有限的财富数量不断扩大。而各种基金产品成为普通人参与资本市场的一种选择。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学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进行有效金融监管以及相关法律制度选择两个方面。Budnitz（1995）针对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采取仲裁机制解决纠纷可能会对消费者保护产生严重的威胁进行了分析。他对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各种纠纷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类，并指出金融领域中的消费者仲裁与传统商业领域中的消费者仲裁存在一定的区别。特别是在证券投资领域中，由于金融机构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对金融产品及其运作更具专业性，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对相同事物可能不具有共同的认识和判断标准，如果在仲裁机构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仲裁机制就会出现系统性缺陷（systemic deficiencies），从而影响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另外，Budnitz还强调，仲裁机制这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仅能帮助化解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但并不利于对引起纠纷的现实问题进行改正。相比之下，正式的法律诉讼机制则更有利于实现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和对问题的改正。 　　Carlin、Gervais（2009）对金融零售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进行了研究。认为市场中的金融企业与为其提供产品销售服务的经纪人之间面临着一种双边隐藏信息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金融零售业市场最优的法律制度安排，并认为符合模型均衡条件的法律体系能够较好地划分不同交易主体之间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更有效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学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法学角度对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定、执行以及监管方式等角度进行分析。邢会强（2009）通过对当前中国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主要途径，依次论述了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信访途径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随着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内的延伸与兴起，中国应在金融法规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吴弘、徐振（2009）认为有必要整合现有的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提出了将金融消费者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的全面保护的法律构想。郭丹（2009）认为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主要依赖于对信息的获取，信息权利受损将影响金融消费者利益，因此，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重点在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益，应以机构性监管与功能性监管并举，强调公权与私权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并重。 　　另一类则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对金融发展和经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徐慧娟（2007）基于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对于两种监管方式应该相机决择。徐慧娟、程建伟（2007）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自体问责制若采取最高监管权力层内部各部门间互为问责的形式，可以克服“问责人与责任人合为一体”的缺陷，并根据十多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与自体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提出适合中国相关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周良（2008）通过对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和自律机制以及争议处理程序的分析，结合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建议。西北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2010）对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通过对美国政府关于金融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改革法案的评析，认为中国应该加快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应与时俱进，以“金融消费者保护”取代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