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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维政治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兼论王维政治风度的美学境界 康 震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p.373）凭着诗人特有的敏锐，他甚至感觉宁静的乡村，也处处洋溢着安定富足的承平氛围：“桑榆郁相望，邑里多鸡鸣”（《赠房卢氏琯》）[1]（p.95）；“效居杜陵下，永日同携手……园庐鸣春鸠，林薄媚新柳”（《晦日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声依次用各六韵》）[1]（p.159）。所以后世人常常将王维的诗歌视为很典型的“唐音”，如徐增在《而庵诗话》中就曾暗以“天子”、“妙语”喻王维。 作为“一代文宗”，王维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才情和审美素养，而且具有较系统的政治思想观念，具有符合自身人格色彩的政治风度。这些思想观念与风度成为王维思想人格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也是他成为“一代文宗”的重要原因。 王维从未担任过朝廷的宰辅之职，也没有专门专文阐述过自己的政治思想，但他对政治思想的片断表述却呈现出较为清晰系统的政治思想观念。这首先表现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初任右拾遗时献给宰相张九龄的诗中：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献始兴公》）[1]（p.112） 王维首先表明自己对仕进之道的基本态度：与其低眉顺眼的逢迎王侯，还不如在山林中固守贫贱。换言之，“匹夫节”与诗人固守之“仁”乃是他政治人格、政治思想以至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这个“节”与“仁”其实就是古代士人所具有的特立独异的人格与精神，是他们衡判社会正义、褒贬国家时世的道义准则与道德准绳。其次，王维认为政治家乃国之重器，这个群体应当秉公奉法，不能私结朋党，应当为天下苍生谋，以社稷百姓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至高利益。 这首诗本是希冀得到张九龄援引提携的干谒诗，以干谒诗的惯例，诗人不仅要大力美谀干谒对象，而且要表示出与他结为一党的意愿，而王维在诗的末尾却明确表示：希望在公开公正的原则下得到提携，不希望因曲私之利获得擢拔。这与盛唐文坛干谒诗文美谀浮夸的主流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明王维对国家公利与政治实现道路的选择，这实际上成为王维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它与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秩序有相当的差距，但这恰恰表明王维这一政治理念具有独立于皇权统治秩序之外的思想意义。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秋，王维因太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事受到牵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在济州期间，他结交了一些布衣朋友并从他们身上感悟到了自己所应尊奉的政治理想，所应坚守的政治人格。比如《济州四贤咏》诗，写了四个小人物的故事。崔录事：“解印归田里，贤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遁迹东山下，因家沧海隅。”成文学：“宝剑千金装，登君白玉堂。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娼。使气公卿坐，论心游侠场。中年不得意，谢病客游梁。”郑、霍二山人：“郑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卖药不二价，著书盈万言。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吾贱不及议，斯人竟谁论。” [1]（p.43） 全诗极力突出他们不同俗流的贵重人品、清高气质，或许这正是他们不能见容官场的原因，但在王维看来，这恰是政治家最重要的思想素养。他在《不遇咏》中写道：“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1]（p.80）在纷纷扰扰的仕途之中，需要保有一颗天下为公的至真至善之心，这样才会时时想到社稷民生，这就是王维的政治理想与信念。 许多盛唐诗人都具有类似王维这样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但他们很少表述具体的政治实践原则与策略，即便有所表述也显得比较笼统概括，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政治实践的具体环节缺乏必要的了解，换言之，很多人所叙写的往往并非现实政治具体如何，而是现实政治应该如何，带有较强烈的浪漫色彩。而王维在对具体政治原则、政治策略的思考与表述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这在盛唐诗人当中是极为突出的，也正因为如此，王维政治思想的内涵才显示出尤其独特的意义。 政治原则是政治实践的指南。王维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开元二十二年，王维闲居长安，作《京兆尹张公德政碑并序》。序曰：“夫京兆号为难理，清静病于不给，刀笔拘于守文，或以软弱废，或以贼杀劾；把宿负浅为丈夫，用钩距盖非长者。”[1]（p.674）长安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都又是城邑，治理的分寸很难把握。今按，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卷一《京兆府（雍州）上》云：“拓本《大唐故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公（去奢）墓志铭并序》：‘先妣燕国夫人窦氏，即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之从母也……（公）擢授殿中少监，即于座上拜公为京兆尹’……”又云：“《山右金石记》卷五《虞乡令张遵墓志铭》：‘祖去奢，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