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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 凤凰卫视7月10日《世纪大讲堂》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94年他开始攻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四年后，受杜维明先生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并深受哈佛之行的影响。自此他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长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2009年9月，他自中山大学辞职北上，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王鲁湘：我曾经在改革开放第十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大型的纪录片。那个时候从我们创作者包括我们采访的人来看，大家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候，仍然前后的物质对比让大家充满着一种幸福感。但是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幸福指数在下降。我们实际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增加，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下降，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头了。我想等到我们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痛苦指数会急剧上升。 物质丰富程度和幸福指数不成比例 任剑涛：毫无疑问就是，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物化指数来讲，它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它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渐进积累的、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丰富的物欲世界。但这个物欲背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在贫困的时候，物欲本身就是一切；而我们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物欲之外的世界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一个物欲之外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有可能使我们对他人更丰富、更奢侈，而且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生活状态的一种嫉恨心理，开始在我们的内心浮现。 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看到还有更贫穷的人的时候，而我们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珍不珍惜当下，而我展不展望未来，而我又回不回忆过去，这个交叠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开始撕咬我们的内心。这个就比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一种很简单、一种物化要求，我们能够吃得饱，我们能够端起碗来吃肉，我们就感觉到不错了。但是就像王鲁湘说的，你做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事。骂娘就是我们物化的东西使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难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物化的指数它是一个无穷尽的指数。但心理的指数跟物化的指数一脱钩的时候，可能我的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对等了，甚至错位了，痛苦指数开始盖过这个幸福指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我这一生究竟干啥，我怎么活着是值得的。我在这个社会里头我究竟有什么价值，如果我没有价值我陷入了一种绝望状态，我痛苦也好，我幸福也好，跟我人生来说都无关了。所以只有一个事情可能是有刺激的，那就是死亡。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挑战性，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王鲁湘：所以啊，在未来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准备活得更深刻。改革成就斐然，物质极大丰富，幸福指数为何不能同步提升，自杀与抑郁高发，社会惨案频繁上演，当前国人价值观如何评判、思考与重建？ 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在生活的模式上，在生活的情态上和个人的感受上，跟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可以说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解决一个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2008年告别这个30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解决贫困的、匮乏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今天的社会悲剧过后，我们的深刻的、人生的、道德的、制度的和我们个人价值目标的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这种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键的问题是要强调什么呢？那要看我们中国人价值观念是不是在某些价值基因的角度略有缺失。 1.可以说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悠久智慧，积累了很多价值瑰宝。它提供给了我们日常的价值规范，也提供给了我们制度的价值规范。诸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善与不善的日常生活判断，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间，而在制度伦理上，我们也有一套智慧，那就是一定要强调儒家的德政。如果你施行德政，就如众星拱月，大家都服从于你。但是在这样的千年积累当中，和我们在革命时代积累的宝贵的献身崇高的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的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妨碍的价值因素。 而这样一些价值因素就要求我们深刻地反省，痛彻地思考，重新地建构，因而面对我们究竟哪些价值缺失，从而来确定我们解决社会悲剧事件、个体悲剧事件和恶搞性事件，以及消费主义流行的这些价值迷失。 可以说有四个方面可以归纳。第一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价值教育体系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价值教育体系出了问题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可以分析。哪两个角度？一个是教育的纵向发展来看，那就是从幼儿园教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