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诠释和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docVIP

宋代经学诠释与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 李丽琴 导 言 “文章之弊”在宋代成为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学界论及宋儒对“文弊”的讨论，或以“文艺排斥”定论，或以“学士文人歧为文哲二途”为由，对宋儒的“文弊”问题的讨论予以批评和否定。论及“文弊”问题的提出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理学家们从自己的哲学主张和理学倾向出发，视文章为小伎，并由此否定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与自身价值。 但是，我们发现，即以朱熹而言，其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同时于文学有三大著作：《诗集传》、《韩文考异》和《楚辞集注》，又有千余首诗、十多首词行世，其间还不乏花间词手笔。这样，仅以文哲分途解释宋儒的“文艺排斥论”，显然不够周全。钱穆论及朱熹的《楚辞集注》时曾特意指出：“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那么，对于宋儒“文章之弊”的批评缘由，当作怎样的理解呢？ 我们注意到，宋儒所谓“作文害道”论的提出，其关注点实在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程颐明言：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在程颐看来，“训诂之学”、“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是有分界的，“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而“文章”，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