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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与日本企业管理 在明治大学读国际政治博士的李永澍[shù][zhù]说，地震发生时他和大家一起下楼，然后在操场疏散，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导师伊藤刚教授一直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 福岛市政府公务员高成志一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但按照往常训练的那样，等待地震停止后，他在关闭了各种电器后才离开市政府大楼。 地震发生时，有一中国记者恰好在当地学校上课，他写道“当地震持续了将近三分钟后，稍稍有所减轻，老师要求我们什么也不要拿，赶紧离开教学楼……老师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并关掉了电源。” 在避难所里，老人和小孩会优先得到照顾。在仙台市上山通(等同于上杉路)小学的避难所中，有工作人员分发完食物后，才发现忘记了一名老人。立即就有年轻人将手中的东西递给了这位老人。 避难所里也没有难闻的气味和垃圾，所有进入休息区的人，甚至每一个进入避难所的人还被要求脱去鞋子，换上专门的皮拖鞋，以保持室内整洁。墙上还贴着各种指引，用多种语言写成，除日语外还可见中文、英文、韩文，甚至泰文等。同时，为垃圾袋标明分类也是必须的，即使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日本人也没有放弃垃圾分类的习惯。面对余震，日本人也表现得相当镇定，14日的深夜，余震再次袭来，仙台市役厅大楼开始晃动。睡在记者身边的日本人抬起头来观望了一分钟，见没有大的动静，又再次睡去。 面对物资的紧缺，大家则用排队来应对。 购买水如此，购买粮食如此，即使在加油站，即使面对几百米的队伍，几个小时的等待，所有的人都沉默地等在车里，无人按喇叭，也无人喧哗。买不到东西的人也不会抱怨，只是默默地朝店员点头致谢，然后转身离开。 1946年，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菊与刀》一书中就这样描述日本人：“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弄清楚日文中‘各得其所’这几个字的意思”、“日本人做事爱循规蹈矩，这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在日本，只要你按规矩来，你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安全感。”日本作家加藤周一亦将其概括为，日本人在集团行动中发现自我的意义，不承认主张个人主义的心理要求。直到今天，“不给人添麻烦”是日本人的常识，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插队、乱扔垃圾等都被视作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 （一）多神信仰与多元的思维和价值观模式 “泛神信仰”，八百万神之众。 主神和诸从神并存,自然神与社会神共存,土著神与外来神融合 世界是多数的,世界万物都具有价值,世界的原理也是多数的 不是一种取此就必须废彼,或者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的原则,而是一种此亦彼亦、二者融一、“和平共处”,兼收并蓄的多元化的原则。 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表现为旺盛的摄取欲和较少抵触的吸纳精神,表现在宗教观上则为多元信仰。 日本的佛教可以娶妻生子,饮酒食肉,日本人的家中可以同时摆设神龛和佛坛,初生时参拜神社成为“氏神之子”,结婚时进教堂举行基督教婚礼,死亡后请僧侣诵经行佛教葬礼,皆习以为常等,就是这种多元信仰的表现。 （二）更重视祭祀的宗教行为模式 神道教既没有创始人也没有教义,而且也没有神的教导和严格的戒律。 在万物有灵论信仰观念的支配下,日本人所谓的神事活动全年天连续不断。 由公家朝廷和武家政权遗留下来的全国性祭祀或典仪活动,一年之中就有237项,全国民间的大小祭祀活动更是不计其数,仅仅一月份就有464项。 （三）强调地缘性的氏神信仰和集团性 家族氏神 部落、地域氏神（“镇护神”、“土产神”） 8-12世纪日本大量出现以地名为姓氏的现象。 氏神信仰的最大特征是比起血缘更重视地缘性结合。 在这样的氏神信仰下,人们为了祈愿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和自己及子孙的安全幸福,积极参加共同体组织的各种“祭”或“氏神讲”,而祭祀活动又反过来强化集团的权威和神圣性,使人们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束缚个人欲望而服从集团的意志,以免被实行“村八分’。 日本人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强的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及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应该说就是在这种氏神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 2、家的概念与中国不同！ 3、规则与自律意识 日本是地铁极为发达的国家，在东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从地面上任何一栋高楼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铁车站。去往较远的城市时，还有高速的新干线。但无论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还是在新干线的火车上，都见不到一点垃圾。在车站站台，会经常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饮料空罐、废报纸等各种垃圾下车，并将这些垃圾分好类后投进垃圾箱。记者曾在地铁车上看到一位父亲拿出纸巾给感冒的女儿擦鼻涕，擦完之后，坦然地将那沾满鼻涕的纸巾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 排队是日本的一景。乘车排队、在公园里游乐排队、去餐馆吃饭排队、上厕所也排队。记者在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