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关于我国公法关系模式变迁.docVIP

我国公法关系模式的变迁　　三、权力/权力关系的变迁 　　西方各国处理权力/权力关系有两种多种模式。从横向切面来看，可以分为分权制和集权制;从纵向切面来看，可以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各国公共权力的格局也发生了变革。在横向切面上，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制建设从原来的过于重视司法权转向同时重视行政权，大陆法系国家从原来的极其重视行政权转向同样重视司法权，司法审查制度普遍得以建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制约关系得到强化。在纵向切面上，联邦主义进一步发展，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得以重新界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使国家权力格局在结构上日渐趋于均衡。 [19]同样，我国公法也经历了权力格局的变革，它也体现为公法模式之间的相互转换。 　　(一) 权力/权力关系的基本模式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议行合一式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权力结构，并且大体上以这一特征为主导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在这种大体不变的总趋势和走向中，在许多更具体的更微观的方面却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公法模式的转换。有鉴于此，笔者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角度切入我国权力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我国公法的基本模式，并且认为，我国公法的变迁有“内外紧张不合作模式”、“内紧外松不协调模式”和“内外和谐相合作模式”三种。 [20] 　　1. 内外紧张不合作模式 　　所谓“内外紧张不合作模式”，是指国家的公权力结构内部和社会结构都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从而导致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方之间不合作的公法模式。具体来看，内外紧张不合作的公法模式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的一元化。这样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官僚机器，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形式是其经济基础，而私有制则只具有次要意义”，实质上是国家吞并了市民社会，形成社会的政治化。 [21]其二，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紧张关系。由于社会的政治化，整个社会分层基本上采取公民个体掌握公权力的大小或者距离公权力中心的远近为标准，层级非常分明而且缺乏沟通，以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紧张。 [22]其三，公权力结构内部中也表现为紧张关系。从横向切面来看，公权力主体之间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或争权夺利或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从纵向切面来看，公权力过于集中在上级，公权力运行机制是以上级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绝对服从地、机械地执行的过程，导致上级权力大责任小、下级权力小责任大的悖论。总之，由于公权力结构的内部和外部都处于紧张状态，公权力主体之间、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方之间互不合作。 　　2.内紧外松不协调模式 　　所谓“内紧外松不协调模式”，是指国家的公权力结构内部处于紧张关系，但社会结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从而导致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方之间不协调的公法模式。具体来看，内紧外松不协调的公法模式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其所处的政治化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开始出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峙。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进程就拉开了帷幕，它展现的是‘国家逐渐独立于社会及其逐渐扩充和庞大化的过程。随着国家的庞大，国家与社会的制衡关系日渐显著’。” [23]其二，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由于市民社会的扩大，社会分层除了权力标准外，出现了诸如物质财富和学历文凭等其他标准，社会层级之间的冲突由于新诞生利益的补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其三，公权力结构内部仍表现为紧张关系。不论从横向切面来看，还是纵向切面来看，权力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权力运行中单向性、机械性，缺乏沟通的弊端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总之，尽管社会一元化的结构有所松动，但由于公权力结构内部的紧张关系并未解除，所以公权力结构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方之间仍不协调。 　　3.内外和谐相合作模式 　　所谓“内外和谐相合作模式”，是指国家的公权力结构内部和社会结构都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从而导致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公权力主体与公权力相对方之间相合作的公法模式。具体来看，内外和谐相合作的公法模式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不再能被用作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为少数人谋利。大部分人口都可以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和采取行动，政府机器成了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的群体间永无休止的斗争的对象，而这些群体总和起来代表了人口中大多数的特殊利益。政府也就成为协调特殊利益、追求普遍利益的化身。” [24]其二，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和谐。多元的利益主体大体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发展权，拥有同等的参政权，社会各个职业、社团之间和谐共处。 [25]其三，公权力结构内部也表现为和谐关系。从横向切面来看，公权力主体之间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公权力主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