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以-暨南大学.docVIP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 ──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例　　　　　　　　　　　　　 　 杨启光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种新范型，它的初创成功对于中国 　　　现代语言学是一场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科学革命，以致二者之间不再存在“共同语言”； 　　　中国文化语言学又是从中国现代语言学中脱胎而来，以致二者之间又构成复杂的“扬弃” 　　　关系；本文从汉语语法观、词论、句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清理并显示了中国文化语言学 　　　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间的“扬弃”关系，论证了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因西 　　　文已有之规矩“的研究方法、治学范型与汉语汉字不可调和之文化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分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学者之所以能够初步实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的原因，指 出了继续“扬弃”中国现代语言学于中国文化语言学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 键 词】 中国文化语言学 中国现代语言学 学术新范型 扬弃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在中国现代语言学陷入无法解脱的危机之际，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学术规范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反思与总体的彻底的反拨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新范型。这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以“多元文化”论的文化观取代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全盘西化”论的文化观，以人文主义科学观取代了科学主义科学观，以语言文化通观取代了“符号”、“工具”语言观，以汉语人文性论取代了中西语言“大旨相似”论，以“认同中华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取代了“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方法论原则；以“为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而研究汉语”的命题向“为汉语而研究汉语”的观念发难，以中西语言“小同大异”论向长期歪曲汉语面貌并禁锢人们思路的西方语言框架──“主谓二分”模式──诘问，以“理论决定所能观察到的事实”的现代科学创新意识向长期被视为和作为汉语研究规范的描写主义质疑。1 总之，正如中国文化语言学学者所开诚布公的，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学术规范上构成对立的两面，就象中国现代语言学与传统小学在学术规范上构成对立一样”。2 鉴于此，中国文化语言学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不能不是一场涉及到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科学革命，即：力图建构迈向２１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的一种学术新范型和治学新规范──“以汉语的人文性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3。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场科学革命不能不使到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间，在文化观、科学观、语言观、汉语观及方法论上，不再存在“共同语言”！因为这样的一场科学革命已经使到中国文化语言学彻底放弃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所信奉的基本观念、概念、思想方法以及某些分析手段，并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基本观念、概念以及思想方法和分析手段。无怪乎！有人说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前人的“全盘否定”。其实，这只是看到科学革命的其中一面。因为科学革命在制导中国文化语言学放弃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文化观、科学观及其形式主义语言观、汉语观和逻辑框架的同时，也强调了对中国现代语言学进行继承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必须重新估价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科研成果，将其合理部分或能加以改造的部分组织到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中。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例，中国文化语言学就提出，要通过继承性研究，挖掘出被“主谓二分”模式所扭曲的或被束之高阁的有关汉语语法的真知灼见，并认为这是改革“西体中用”式的汉语语法学，创建“中体中用”式的汉语语法学的前提之一。4 　　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革命”论者看来，在科学革命中诞生的新范型，是从学术危机中的旧范型中脱颖而出的。因此，它既必然要创造旧范型所无的概念和术语，又必然要沿用旧范型的概念和术语。当然，不论是沿用的还是新创的，都必然要被置于新范型的概念网和世界观中去加以理解和把握。这样，学术新范型与学术旧范型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抛弃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继承的关系，而是在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概念网统摄下的继承之中有抛弃、抛弃之中有继承的关系，借用哲学用语，即“扬弃”的关系。5 因此，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存在着新旧范型的差异，但其间又保留着许多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名词术语，就象当年的学术新范型《马氏文通》并非是学术旧范型“小学”，但依然沿用着诸如“字”、“实字”、“名字”、“动字”、“静字”、“词”、“辞”、“顿”、“读”、“句读”等“小学”术语一样。当然，在《马氏文通》所沿用的“小学”术语中，有一部分，其内涵已有所变化。新旧学术范型的“扬弃”关系，不仅表现在术语的沿用及其内涵的改造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新范型为了提出自身的思想和观念、理论和方法，既否定、抛弃又继承、发展了旧范型的思想和观念、理论和方法。 　　就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