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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田松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据说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楼会议室里，“科学精神高 级研讨会”上从未冷场，一天下来，直到最后会议结束，还有人欲说不休。何谓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各呈高见，很符合科学精神。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 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 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 地讨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 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樊洪业历数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一词出现的情况，最后，他归纳到：“每次提 倡科学精神，都和当时社会状况有些关系。”这一点又暗示了一个秘密，我们提倡科学精神，是 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者说，为了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用刘华杰擅长的术语来说，科学精神 这个词具有某种建构的因素。 既然是建构，就有人的目的在内，怎样建构，为什么建构等问题就出现了。这几天和刘华杰 通e-mail时恰好谈到了科学精神。我新散布了一篇旧文《绝对正确》，其中有大致这样的句子： 某些教师以绝对正确的口吻在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却损害了科学的精神，那种宽容的怀 疑的理性的精神。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刘华杰指出：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在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 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我在回信中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 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什么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决不会说野蛮也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东西 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 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觉得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也愿意或者希望科学精神确实 如此。在这种观念下，我自然能够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宽容和怀疑。但是，科学精神是否真的如 此？“是”怎样和“应该”怎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为学者，应该努力区分它们。因而我 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应该是什么？这次会议材料印发了我 前年写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仍然包含许多“应当”。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是”。 　　 正如与会专家反复提到的，科学精神这个词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定义，谈“应该” 反而方便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应该”赋予它定义。而谈“是”则有些危险。 作为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在遇到抽象概念时常常努力把它转化成可观测量。我想可以有两 种转换的思路，一是把整个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纳，看里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二是 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建制，看它有哪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从科学知 识这个线索出发，可以发现，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 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观测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 　　 就我而言，从科学建制考察科学精神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精神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我觉得韦伯具有物理学精神，按 照我的理解，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转化为资本主义多少的量度。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多的地方，资本 主义就发达，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他从新教徒的多少与当地资本主义程度中发现了统计相关性， 从而认定新教伦理具有最多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按照韦伯的做法，是否也可以把科学精神视 为科学多少的量度，认定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具有最多的科学精神呢？ 　　 这个定义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可观测对象。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美国比中国 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美国比中国的科学发达。在中国，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城市比边缘山 区有更多的科学精神。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推下去很快就要出问题，所以打住。我换一种 问法，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谁最具有科学精神。一个直觉就是科学家最具有科学精神， 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郭正谊先生否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科学精神。而按照吴国盛的 说法，对于科学精神的阐发主要是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做出的。那么是否 他们更具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不过至少他们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阐发者和传播者。 下面要问的是，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阐发？他们阐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