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和约和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docVIP

侯　强：《晚清外交和约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法文化冲突的原点。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一系列不平等的外交和约就此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独立法权。列强依靠这些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大量自主法权，攫取外交特权，使近代中国社会法制留下深深的受奴役的烙印。同时，这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促成了近代欧美国际法输入中国，带来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使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化的方向靠拢。 一 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禁烟引起的。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其根本目标是要把中国作为原料供应和商品倾销的开放场所。因此，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承认并保护列强以通商为形式的各种经济权益是列强的基本要求。　　 在鸦片战争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西方列强就大肆攫取对华贸易特许权。如中英《南京条约》的前两条明确规定：“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英国臣民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有权“带同所属家眷”，拥有通商“无碍”之权[1]（P30～31）。虽然这些有关居住和贸易的个人权利，在19世纪欧美国际法中，是正常给予缔约国国民的，但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开放政策，“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国，不考虑国际法惯例，即一个国家可以在贸易上设置任何他们想要设置的条件”[2]（P117）。其目的“在于为英属印度、中国、英国本土之间的三角贸易提供保证和机会，也就是说，要保障印度鸦片在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茶丝对伦敦的供应”[3]（P237）。而“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4]（P585）。可以说，获得对鸦片走私的事实认可直至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首要的直接的目的。英国殖民者是打着维护“自由贸易”的幌子，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为其鸦片贸易提供法律形式和法定依据的。　　 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正式得到法律形式的承认）签署之前，一方面，鸦片贸易被清政府命令禁止；另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以走私的但却“合法”的形式骤然扩展。最终，又以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使近代中国经济留下了深深的受奴役的印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西方商人对华贸易活动已带有掠夺性，但仍受到中国各方面限制，那么，战后其对华贸易更明显具有侵略、掠夺性质，而且载入条文，得到清政府正式承认和保护。”[5]（P73）不平等条约侵夺了清政府的经济自主权，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法制呈畸形发展的态势。　　 在列强迫使清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赔款与关税法权也是列强要求的基本权益。这两项法权不仅使清政府不得不为正当抵御列强侵入而支付巨额赔款，并且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致使清政府丧权辱国，财政自主法权残破，而且也使国际法遭到破坏。　　 以英人在《南京条约》中向清政府索取赔款2100万元为例。此赔款包括3个项目：鸦片烟价、广东商欠、水陆军费。所谓烟价，是指勒索补偿由清政府合法没收且销毁了的鸦片价值。所谓商欠，是指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商人所欠英国商人的贷款本金与高利贷利息。英国将上述二项作为索取赔款的项目，显然违反了当时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当时国际法明文规定：“如外国带鸦片往省，流毒射利，该本国不准他进口，亦不能告诉一说之事，此是理也。”“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6]至于水陆军费的索赔，更是赤裸裸地对国际法的践踏。列强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先进中国人的愤怒：“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虽有百公法何补哉？”[7]（P389）对利用国际法来维护本国权益表示了怀疑。在他们看来，国际法固然对中国不无帮助，但关键仍在国家是否强盛，强则可享国际法的有关权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完全可恃。对国际法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　　 此外，列强依凭武力攫取清政府的赔款，不仅都采用列入不平等条约的法定形式固定，而且竭尽侮辱中国之能事。以《辛丑条约》确定的赔款数为例，八国联军索取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就是以当时中国的人口计算的。列强侵夺中国的巨额赔款，不仅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为列强进一步索取增加了筹码，而且使清政府经济法的现代化从启蒙开始就带上了殖民的枷锁。　　 关税自主是国家固有法权之一。其特征是独立行使，不受别国干涉。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的外交和约，确立了协定关税法权制度，剥夺了中国关税的自主权。　　 所谓“协定关税”，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拟定税率，强迫中国应允。最初确立关税协定法权的是中英《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五口通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从此，清政府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至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则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