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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我国近百年来对语文教材问题的思考路向 王荣生 语文“课程内容”与语文“教材内容”，是有区别的两桩事情，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也要看到它们的相对独立与分隔。语文“课程内容”，回答的是语文课程“教什么”这一问题，它是课程层面的概念，指为了达到语文科特定的课程目标而选择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价值观等要素，包括在课程标准里明文指定要教学的篇目（作为“定篇”的选文[1]）。从学生学的角度，它们是学习的对象，因而“课程内容”也是对“学什么”的规定。语文“教材内容”，回答的则是“用什么去教”这一问题，它是教材层面的概念，指为了有效地反映、传递课程内容诸要素而组织的文字与非文字材料及所传递的信息。“用什么去教”，从学生学的角度，也就是通过什么去学。而可能的选择之一，便是用“选文”去教、通过“选文”去学。在这里，“选文”本身不是课程的内容，也不构成学习的对象，它只是教语文课程内容的手段、一种学语文课程内容的媒介或途径。 也就是说，在语文教材里的“选文”，实际上可能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在语文课程层面上居于“课程内容”的“选文”与在语文教材层面被推移到“教材内容”的“选文”。或者这样表述：一本特定的语文教材里的“选文”，可能会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作为语文课程的学习对象，教与学的目的就在于领会这一篇“选文”；一种是充当学习语文课程内容的媒介、途径、手段，目的是借此“选文”来教学那些相对外在于这一特定“选文”的关于诗文以及诗文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 初看起来，上述的区分似乎含糊：一方面，作为学习对象的“选文”，本身包含着学习时可以从中抽绎出来的因而成为相对外在于这一“选文”的概念、原理等等。比如《荷塘月色》，在领会这篇脍炙人口的美文的同时，如果注意到的话，可以从中学到字法、词法、句法、章法、文章读法和作法等等；即使没去有意注意上述种种之法，学生也可能在读解诵吟的过程中、在与别一些相似或相异的文篇的自然比照中，感悟到类似于那些之法的方面。反过来讲，如果采用“选文”来教业已设定了的课程内容，在将某一特定诗文推移到途径、手段位置的同时，也势必要学生领会这一诗文，如果注意到的话，领会可以包含这一诗文的方方面面；即使没去有意注意那诸多的方面，学生依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以往的所学，也可能会感受到它们，甚至会产生独具创意的感受。这么说来，课程内容与教材内容、目的物的“选文”与途径、手段的“选文”，不是没有什么大分别了嘛？ 大分别应该是有的。事实上，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成立之初，人们便着力于揭示不同性质“选文”的大分别。这种揭示，在夏丏尊那里得到了最为强烈的凸现，并作为“定论”沿留至今。夏丏尊认为，传统的语文教学（包括语文教材）与现代的语文教学（主要体现在语文教材）的大分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暗中摸索”与“明里探讨”。这个大分别，既是就语文教学层面说的，也是就替代了语文课程的语文教材层面说的。针对传统语文教学偏重于个人的吟诵感悟，夏丏尊提出，现代的语文教学更要注重理性的方法；针对传统语文课程（主要体现在语文教材）以综合地领会诗文为标的的课程内容，夏丏尊提出，语文课程的内容（“语文学习的着眼点”）应该是“形式”，而且应该是一个个的词句以及整篇的文字所体现的词法、句法、章法等“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在夏丏尊看来，语文教学（课程）就是明里探讨那些“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而“选文”，则主要是说明“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的“例子”。[2] “例子”一说，当时就被广泛地接受了，尽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念赋予它带有个人色彩的不同含义。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叶圣陶所赋予的含义。叶先生坚决主张，语文教学（课程）内容应该是怎样阅读、怎样写作的“方法”，而“选文”主要是“历练方法”的“凭借”。[3] 这样，在叶圣陶那里，“例子”的称呼便侧重指从“相类文章”中抽取的“样本”，或叫典型的“样品”，语文教学，便是“凭借”这些“样本”去明里探讨读文、作文的“方法”，由方法的历练而养成“习惯”，而最终养成适用于“人生日用”的语文能力。[4] 从篇与篇的联系角度，夏丏尊凸现了其间的第二个大分别，并得到叶圣陶等人的共鸣。他们认为，传统语文教学（教材）的大毛病是“杂乱”，而现代语文教学（主要指语文教材）则应该讲究“系统性”。夏丏尊、叶圣陶认为，将一篇选文放置在一个有充足理据的处所，那些原本各自为政的选文便形成了“系统”，比如《国文百八课》里的选文，按“彻头彻尾采取‘文章学’的系统”组织，从编撰教材的角度，便可以看成是选文本身的“有序”[5]，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构建出了一种“教材体系”。 应该说，按上述两项指标来认定语文教材中的两中不同性质的选文，大方向是对路的；中国现代以来的语文教材建设，也一直遵循着夏丏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