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危机与局限.docVIP

李德武 后现代主义的危机与局限 1、方法论美学的弊端 看过几位学者对拙作《谁将宣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一文的批评，学者们良好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着实令我敬佩。我觉得我们之间无商榷的必要，因为我们关注的不是相同的问题。我怀疑的不是人们对后现代的热情，而是后现代基本理论自身是否令人信服。所以，我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创造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些理论家。但讨论是自由的，多一些声音没什么不好。 作为一种方法论美学（我这样认为），后现代无异在找寻词语与意义、词语与存在表述、表现方式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但并不说明这些建立在语言上的开拓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内心和现实之间的深层冲突。作为一种美学的初级训练，后现代的一些理论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些着重于方法研究的理论更易于操作。与其说这是一种技术主义美学，不如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美学——以一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掩盖美的个人（人格化）标准。在其对艺术的不可模仿性或话语权威的颠覆中，实现的并非是美的日常性回归，而是表征为对心灵缔造个人世界这一难度创作的逃避。詹姆逊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要素存在，创作就是利用公共的文化要素进行的“拼凑”，而拼凑也不过 “是空的模仿，是一个瞎眼的雕像。”在后现代的理论家当中，最不想把艺术和人分开的可能要算梅洛· 庞蒂了，他本来想说明艺术并非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还应包括肉体的感觉存在，媒介的物理存在以及一幅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但他还是陷入了“明确划定界线”的泥淖，因为这种界限的划分与明确除了在概念上变换一些花样外，确定的无非是一种语言的指向性。所以，梅洛·庞蒂自然不理解“心灵何以能够绘画、写诗”。 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出茵嘉登的语言指向、加达默尔的语言指向——一种面对共同的语言迷宫所做出的自我逃脱路线的选择。 在阅读中国文化和后现代的文化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艺术是以人为基点的，而后现代艺术是以语言为基点的；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前就注意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性，这种关系不是统治与制约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平衡关系，因此，在中国艺术思想中人与物并非是两个对立物，更不存在词与物的对立，人可物化，物可人化，其中超越的是人与物的固有界限，实现的是心灵的开阔和自由。后现代的艺术理论不仅是建立在语言本体之上，而且人与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不管是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表象，还是看成存在本身，对语言的研究都是把人和现实割裂开来，并处于悬空状态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研究。以人为基点的艺术视野是开放的、立体的，它构成一个以人为核心的某种界限不明的氛围。显然，这种氛围不是靠语言衍生出的意义来建立的，而是靠人的情绪、感觉、心境和品格来确定的；以语言为基点的艺术视野是受约束的、单向线性延展的，是平面的。界限不明的艺术有一个弱点，就是初学者不易掌握其精髓，感到神秘玄妙；界限清晰的艺术有一个优点就是易学，好理解。后现代文化容易传播开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文化界限划分的十分清晰具体。譬如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事物是由不同形态构成的，并且这种形态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于是，结构主义诞生了，并由结构主义发展为后结构主义以至解构主义等等，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逻辑规则修正、更替的过程，不仅思想具有体系性质，方法也具有体系性质。一个人即使不了解结构主义的深层理论，他也可以通过掌握结构方法而让自己成为一个结构主义者（方法论美学的特征）。界限不明的文化创造了心灵与事物和谐共生的模糊美，那是一个既属于你又不属于你的快乐居住地，你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心灵和生命去感受它；而后现代文化在追求“指纹式的肌理”（詹姆逊）中只需要截取或放大局部细节就够了，虽然做到了表面准确和清晰，却丧失了留给自己和读者的双重精神空间。 其实，启发我透视后现代美学局限的不光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古希腊神话中有一篇《阿尔戈英雄的故事》也是一面比较好的镜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本来这则神话开始写的是伊阿宋要从他叔叔手里夺得王位合法继承权（目的明确清晰），事实上大部分笔墨都倾注到寻找金羊毛上（一个不确定的神秘物）。王位和金羊毛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王位代表了具体的利益，而金羊毛代表了一种模糊的美。尽管二者毫不相关，但富有意味。意味之一：伊阿宋在半人半马的喀戎那里训练成英雄就是为了夺回王位，可是，当王杖唾手可得的时候，他却甘愿把生命投入到寻找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金羊毛的冒险中；意味之二：不是关于王位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而是关于金羊毛的不可得才让众英雄聚集到一起，并打造出全希腊最大的阿尔戈大船。 这是一首英雄赞美诗，古希腊对英雄的崇拜是对人性的崇拜，是对勇敢和力量的崇拜。金羊毛和王位相比，也许微不足道，且是那样没有实际意义，但正是它的不确定性以及遥不可及才真正让英雄们心动。所以，当金羊毛作为一种目标存在——一个遥远的目标，一个充满魅力的理想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