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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最大瓶颈是城乡二元结构 李培林: 　2013年是费孝通先生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30周年，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对推动20世纪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与此同时，2013年1月中旬，北京市的严重雾霾天气数日持续，气象局发布最高级别的霾橙色预警，机场大量乘客滞留。从东北、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我国中东部地区陷入大范围重度和严重空气污染，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百米。环保部监测的120个重点城市中，有67个处于污染水平，11个省市22条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关闭。人们不断在反思，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人口过度向大中城市集中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这篇文章，对于思考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小城镇的作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城镇成为大问题的历史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如何改变农村面貌，是当时我国面临的大问题。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 　　当时，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包括一些小城镇，还是很贫穷落后的。1980年10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云南保山县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随后在11月23日各省、市、自治区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198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易之的文章《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提出小城镇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有计划地建设小城镇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社会学“六五”（1981—1985）规划会上，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列入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费孝通先生主持。1983年春末夏初，费老在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吴江县十几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调查。是年9月，费孝通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的讲话。《小城镇大问题》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也引起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3年12月，胡耀邦在视察四川时进一步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政策。他指出：“全国二十亿亩耕地，八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富裕不起来的，经过十年、二十年努力，变成三亿农民，其他农民从经营土地分离出来搞别的，中国农民才能富裕起来。……发展专业户、小城镇，其意义不亚于责任制，这个前途是无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促进农民富裕的一大政策。” 　　费老在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之后，在1983—1984年又连续发表了《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文。在费老等一大批学者的推动下，小城镇和乡村工业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同时在实践中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扬，他1987年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他还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社会成长的最大亮点，而费孝通先生成为参与引领这一伟大创举的一位志在富民的学者和思想家。 　　二、小城镇发展成为大战略? 　　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情况千差万别。类型分析是费老从“社区研究”方法中提炼出的一种把握我国区域发展特点的重要方法。在费老早年的乡村调查中，从大瑶山到江村，再到云南的禄村研究和易村、玉村的调查，费老概括出乡村家庭手工业、作坊工业、工厂工业等不同的乡村工业组织类型，并对这些类型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共同的和普遍的规律。在小城镇的研究中，费老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基于深入调查的研究方法。 　　他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把小城镇视为不同于乡村社区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实体，并把吴江的小城镇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作为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中心的震泽镇；第二种类型是作为纺织工业中心的盛泽镇；第三种类型是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的政治中心；第四种类型是作为消费、休闲和游览的文化中心的同里镇；第五种类型是作为地方交通枢纽中心的平望镇。费孝通认为，这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类型，每种类型兼有几方面的特点。 　　费孝通先生在进行横断面的类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