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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 作者：邓大才 《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06期　 发布时间：2012/12/20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大来源：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学者主要运用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90 年代不少学者开始借鉴成熟的西方田野调查方法，以理论为导向；21 世纪初期两种方法论开始融合、整合。这些融合与整合，推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发展，提升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水平，但是，这些融合与整合并不十分理想，要融合与整合两大方法还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 关键词：农村政治学 实证政治学 方法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 年多来，中国政治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兴起。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全为舶来品，悉数从国外直接引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来源则较为多元化，既有本土传承，又有西学之术。对于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学者对此进行类型学分析。袁达毅（2003）从研究成果来源和方式的维度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三大派：机关派、田野派和学院派；郭正林（2007）从分析框架的视角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国家与社会、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三大视界。然而，他们两位均没有专门农村针对实证政治学进行分类和研究。王丽萍（2004）从研究工具的角度将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分为定性经验研究和定量经验研究。徐勇、邓大才（2008）从研究对象着手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分为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和参与实验，并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发展阶段进行检视。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先驱之作，然而，它们并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源流、运用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即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何而来、遵循怎样的传统、将走向何方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来源作一个回顾，检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运用、发展与基本走向。 二、中国传统调查研究：问题导向 中国历来就有调查研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刘少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点出了调查的目标：“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正确的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调查研究，其目的是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查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质，属于应用型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没有理论预设和理论建构，没有标准化的程序和规范；调查方式因人而异，比较灵活；调查研究结果不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此类调查，正如费孝通（2006 ）所总结的，“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虽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没有学理性，没有形成知识生产机制，没有规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但是，它从经验和实践出发的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PageCon#}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传统，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需要为目标。1988 年，张厚安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为调查研究的宗旨，带领徐勇、项继权等学者在全国进行农村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张厚安、徐勇率先深入基层，从事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但是，这种研究显然超出了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强调现实关怀。不管从调查方法还是从调查目标来看，早期实证政治学学者均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调查方法，所做调查研究属于传统调查研究的范畴。 20世纪 80 年代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不多，因为当时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张厚安，2001）。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俞可平，2008）。20世纪90 年代以后，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逐渐兴起，一大批学者和官员开始涉足农村政治领域，他们以村民自治为研究对象，普遍采用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学者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 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徐勇和吴毅主编《乡土中国的选举》，欧阳忠宽编辑出版《村民自治实践》，李学举和王振耀等编著《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白益华推出《中国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