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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 《京都议定书》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显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从全球大气和海洋平均温度升高、冰雪消融以及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系统变暖趋势。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变的或不可逆的影响”，如南北两极冰层消融、海平面突涨数米、海岸线发生重大变化等。如果气温上升幅度超过1.5～2.5摄氏度，全球20％到30％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如果气温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到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全球变暖还将导致气候灾害更加普遍，热带风暴将更加频繁和猛烈，高温和暴雨天气将危害世界部分地区，导致森林火灾和病疫蔓延等后果。海平面上升将令沿海地区洪涝灾害增多、陆地水源盐化。一些地区饱受洪涝灾害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将在干旱中煎熬，遭遇农作物减产和水质下降等困境。 报告同时声称，具有很高可信度的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就是“自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报告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70年至2004年之间增加了70％，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80％，地球大气层中聚集的二氧化碳气体已超过过去65万年中自然变化的范围。报告还指出，为降低对气候变化的风险，需要采取广泛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管不能避免所有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适应和减缓能够互补并能够共同大大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有高度一致和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相当大的经济潜力”。有一系列政策和手段可供政府用于制定旨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包括将各项气候政策融入更广泛的发展政策、规章制度和标准、税费、可交易许可证、财政激励、自愿协议、信息手段、以及研究开发和示范。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最有力的对抗全球变暖的联合行动就是签订了《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缔约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遵循《公约》制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所有缔约国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对各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 2002年5月31日，欧盟15个成员国集体批准了《京都议定书》；6月，日本政府也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至此，批准议定书的国家已超过55个，但批准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6％，尚不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生效。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美国克林顿政府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行动拖延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由于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只有占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7%的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才能达到上述要求。最终，俄罗斯于2004年11月18日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使得《京都议定书》终于能够在2005年2月16日生效。截至2009年1月，已有183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特别是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之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均已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8年底，美国奥巴马当选后，任命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为能源部长，将重新开始美国批准和执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灵活的减排方式： 1．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即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3．清洁发展机制。即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