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与社会资本座谈会.docVIP

「公共行政與社會資本」座談會 討論題綱發言稿 一、社會資本在社會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等領域的發展情況為何？對公共行政與政策有何衝擊與對話？ 對照著筆者在主題報告中《表一 社會資本發展的四個時期》，大概可以看出當代社會資本的發展，得力於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分析層次、不同應用範疇、不同倡議團體等，在觸動社會脈絡的需求下，一種殊途同歸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產物；以公共政策的語言，比較接近「政策視窗」（policy windows）理論描述下的結果，包括「問題」、「政策（行政）」和「政治」各項趨勢交織融合中，打開的一扇「機會之窗」；不過，社會資本的興起，到底是時空環境必然的脈動，亦或是學者專家的先知先覺，這一點倒是饒富趣味。 觀諸歷史，不容否認社會資本有其深沈的哲學思維，尤其是蘇格蘭啟蒙哲學和法國學者Tocqueville對美國民主的界定，以及名詞創始者L. J. Hanifan的人文反思，為社會資本取得了思維的制高點，否則今天社會資本的發展也將陷入學術流行或學術正確的批判與制約，當然更不會有當前國際社群對社會資本的熱烈討論。 不容否認，社會資本的理論根基得力於社會學家的貢獻，特別是Granovetter、Boudieu、ColemanBoudieu以左派、階級的詮釋視野，也留給社會資本另一個想像與探索的空間。 在實務的拓展上，特別是政治學與經濟學方面，Putnam著實功不可沒。他以二十年的實證論據，闡述義大利南北的政府績效，開創社會資本跨越政經實務的先河。但是，真正炒熱學術熱潮者，乃是他在1995年指陳美國社會資本沈淪的文章，掀起了正反雙反的學術論戰，自此相關文獻也急遽增加；當然，這個場景出現在美國、以英文論述美國的話題，方可成就全球議題，是一種意外，也是一種無奈，也為Boudieu這些非英美語系的學者抱屈。無獨有偶，Fukuyama以《Trust》一書說明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藉由一片批判、檢討「華盛頓共識」唯經濟導向的全球發展方向中，更使社會資本以發展兼具文化與人文的觀點，取得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青睞，更為後來的「後華盛頓共識」的論述，取得有利的發言位置。 化約式角度而言，社會學家讓傳統信任、網絡等概念，由學術的邊陲或視為一種研究「常數」的位置，拉回到學術的核心議題；而政治、經濟學者的努力，讓這個「常數」嘗試成為研究政經發展的「變數」；這些學術先驅的努力，使得行政、政策或管理等應用社會科學的學者專家們，試圖使得這些「變數」成為更具可操作性，進一步作為改善人類生活與永續發展的實務工具。當然，社會資本的發展，得力於跨科際的共同努力與對話，台灣這一方面的發展仍待努力，像日前東海大學社會系邀請國際著名學者召開研討會，以及今日台北大學行政暨政策學系的現場，都應該開放更多不同學科學者專家的討論與對話。 二、對於當前「風險社會」或「不可治理」的情境下，社會資本的興起有何時代意義的反射？ 有關「風險社會」的探討，顧忠華教授乃是箇中先驅與翹楚，尤其是社會資本與風險社會的討論，顧老師更有專文介紹，今日可以聆聽顧老師的精闢介紹；「不可治理」在政治與政策多所探討，也無庸個人贅言。在此，個人提供Habermas「正當性危機」（Legitmationsprobleme im Sp?tkapitalismus）的理論闡釋當代政治系統的治理危機，作為回應此一主題。 基本上，總體社會系統Habermas將其區分為三個次級系統，包括：（一）社會文化系統：其指涉的基礎範疇是指「私人可用報酬和支配權的分配」，而其規範結構是為「等級系統」和「次文化的生活方式」；（二）政治系統：其指涉的基礎範疇是「合法權力（和結構力量）的分配」以及「有效的組織合理性」，而其規範結構是指「政治制度」，也就是「國家」；（三）經濟系統：其指涉的基礎範疇是指「經濟權力（和結構力量）的分配」，其規範結構則是「經濟制度」，也就是指「生產關係」。 認同危機（INPUT） （治理意識的不足） 系統危機（OUTPUT） （治理能力的不足） 社會文化系統 動因危機 政治系統 正當性危機 合理性危機 經濟系統 經濟危機 治理危機與政府效能 從上圖可知，三個次級系統共構成為總體社會系統，而次級系統乃為總體社會系統的功能分化的結果。次級系統間彼此產生互動的功能，以政治系統為例，其「投入」項目分別為來自社會文化系統的大眾忠誠，以及經濟系統的財政歲入，而其「產出」則分別在社會文化系統的社會福利效能，以及對經濟系統的管控效能；而這兩種政治系統的產出效能，即為對政治系統之總體效能產出。 由於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運作法則，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地成長與擴散的過程中，影響許多國家總體社會系統的運作，甚至成為一種「宰制」主導所有系統的力量，而逐漸產生危機的可能。隨著我們日益明瞭所居住世界之分歧性（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