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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工作影响员工幸福体验的 “双路径模型”探讨——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视角 作者：李爱梅 王笑天 熊冠星 李斌 凌文辁 第一轮 审稿人1 意见： 近年来，工作－家庭关系、幸福感等主题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基于工作要 求-资源模型视角，验证了工作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纵观全 文，作者从理论铺垫到数据分析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也获得了有价值的结论。不过，有几个 内容需要进一步厘清： 意见1：工作时间影响幸福体验的倒U 型曲线在论文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分析？感觉这部分文 献的梳理和推导不太严谨，同时它与论文主题的关系是否紧密？有无必要出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于工作时间影响幸福体验的倒 U 型曲线确实 不是本文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凸显文章的主题，采纳专家的意见，将原有4.4.5 部分工作时 间与幸福体验的“倒U 型”曲线关系删除。 意见 2：4.4.6 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对幸福体验的交互影响效应。这部分内容有几个地方交 待不清楚。作者指出“我们按照 27% 的标准将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分别划分为高低两组， 以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自变量，幸福体验为因变量”，这里，高低分组是以工作要求为依据 还是以工作资源为依据，还是整合两者？如果是整合，那么这两个变量是否可以如此简单整 合？同时，幸福体验同样要回答这一问题，它是指幸福评价，还是情感幸福？这些问题必须 要交待清楚。否则，后面的分析就没有意义。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首先回答4.4.6 处高低分组划分依据的问题。4.4.6 处的高低分 组是分别以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为依据，两两配对进一步将被试划分为高要求高资源组、高 要求低资源组、低要求高资源组和低要求低资源四组（例如：在工作要求上得高分，在工作 资源上得低分的被试则界定为拥有高工作要求低工作资源的被试）。以此分组进行方差分析， 检验不同工作资源、工作要求配比的工作类型下幸福体验的差异。 其次，关于幸福体验的定义和测量方面。幸福体验包含生活满意度与情绪幸福（包括积 极情绪、消极情绪）两个组成部分。以往研究根据研究目的不同采取不同测量指标，一些研 究以幸福体验的合成分 （即标准化生活满意度得分+标准化积极情绪-标准化消极情绪）作为 幸福体验的测量指标，另一些研究将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幸福两个部分单独列出作为幸福体验 的测量指标，还有一些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分别采取了两种方式作为幸福体验的测量指标。具 体在本研究中，4.4.1 的双路径模型检验中为更加清晰的检验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对幸福体 验的影响机制，将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幸福分别作为幸福体验的测量指标。而在4.4.3 工作要 求、工作资源对幸福体验的交互效应检验中，为凸显工作资源、工作资源对员工整体幸福感 的影响结果，则采取了幸福体验合成分作为测量指标，具体计分标准依照国际上幸福体验的 计分规范，幸福体验合成分= 标准化的认知评价幸福+ 标准化积极情绪-标准化消极情绪 （Sheldon Elliot, 1999; Kifer, Y Galinsky, 2013）。 意见 3:作者对过去的文献梳理发现，“工作要求会对幸福体验的相关测量指标产生负性影 响。同时，在相关分析时，也发现，工作要求与情绪幸福有-0.12 的非常显著相关。然而， 作者接下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工作要求对幸福体验的影响是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完全中介 产生的，完成没有直接效应的影响。这一结果为什么与大量文献不同？有没有探究过其中原 因？另外，根据样本的情况分析，在作者的834 份样本中，工龄5 年以下的有517 人，5 年 以上有317 人。样本主要来自广州，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大胆推测样本中大部分人应 该是未婚人士，对于“工作－家庭关系”来说，已婚人士的研究会更具有代表性。遗憾的是， 作者并未提供样本的这一重要信息。因此，尽管作者的全文数据分析很全面、漂亮，但是它 似乎与简单的现象逻辑有些出入。请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2 个意见，我们分别回答。对于第一个工作要求与情绪幸福的负性相 关，而工作-家庭冲突起完全中介作用。我们认为，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以往文献出现差异的 一个原因是幸福体验的测量指标不同，本研究中的幸福体验参照 Diener 对幸福感的 triumvirate 定义模式，幸福体验包括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