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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中的产权问题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中的产权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过剩人口的增加，产生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制约下的小农平均占有土地的制度作用。小农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户只有人口扩张的内在机制，而不存在人口控制的内在约束。 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对农业的资源紧约束问题客观上已经不可能根本解决，如果政策选择是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继续“资本密集”的发展战略，推行资本排斥劳动的“改革”，则可能会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不过，即使国家政策合理有效，这就是通过人口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来改善人地关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国情矛盾也只可能有限地缓解。 看来，不仅建国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展并没有解决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追求发展的前提问题，而且今后的发展战略选择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加难以估计。 二、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展的历史背景分析： 资本密集的城市工业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使农村过剩人口不得不以就地转移为主 　 1、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历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主要方式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额占有城乡各种资源；全环节控制工业、农业和其它各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过程，从而由中央政府占有城乡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然后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近三十年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国这个落后农业国进入现代化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政府在农村通过“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这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制度体系，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全部农业剩余，以保证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工业稳定获得低价原材料供应和工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食品供给；而在城市，则是以非商品交换的计划体制的内部分配，通过低工资和消费品的计划配给方式，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国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正是通过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的资源经济控制方式，保证了中央政府在不到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多数年份都能形成高达30%的积累率,使中国从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工业产值和城市人口均占仅15%的典型农业国，在既缺乏外部市场又几乎无外来投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经过1953-78年的25年原始积累，发展成为工业产值达70%、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2、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问题 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必然产生结构性偏差及资本排斥劳动的问题。表2.1反映的是中国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工农业产值结构转变的情况。 　 表2.1 中国gnp与就业的结构变化 gnp部门结构(%) 就业者部门结构(%) 就业结构偏差 a b c a b c (a/a-1) (b/b-1) (c/c-1)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52 57.7 19.5 22.8 83.5 7.4 9.1 -0.3 1.64 1.51 1957 46.8 28.3 24.9 81.2 9.0 9.8 -0.42 2.14 1.54 1962 48.1 32.8 19.1 82.1 8.0 9.9 -0.41 3.1 0.93 1965 46.2 36.4 17.4 81.6 8.4 10.0 -0.43 3.3 0.74 1972 37.8 44.1 18.1 78.9 11.9 9.2 -0.51 2.71 0.97 1975 37.8 46 16.2 77.2 13.5 9.3 -0.51 2.41 0.74 1978 32.8 49.4 17.8 70.7 17.6 11.7 -0.54 1.81 0.52 （资料来源:引自何道峰等著:《就业.增长.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p16） 195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约70美元,国民收入的近60%来自于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中83.5%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工业劳动力为7.4%,服务业劳动力为9.1%。到1957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净产值的份额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57.7%下降为46.8%,而农业就业的份额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从83.5%降为81.2%。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国民收入中农业净产值的份额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就业中的农业就业份额只下降了7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2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了不到9个百分点。1952年到1977年间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10个百分点。 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