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动与乡村传统社会意识的变化——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docVIP

农民流动与乡村传统社会意识的变化——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 农民流动与乡村传统社会意识的变化——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四、农民流动与农村政治意识的变化 　　家族意识。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群体。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张鸣认为这一“差序”有两层含义：一是血缘差序，二是等级差序。依血缘关系的浓淡，家族内部的关系由近及远分为同祖、同曾祖、自家、本家、五服和出五服等，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依关系远近而轻重。（张，1997）朱秋霞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应包括三个层次，即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朱秋霞，1998） 　　20世纪上半叶，家族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得到国家政权机构的扶持，其因此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时家族的形态也相当完善。解放后，家族被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物而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和取缔。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显在的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势力被抑制，其在村政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甚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放松，不少农村地区的传统家族经过30来年的沉寂之后得以复苏和重建。不过改革开放后的家族更多的只是在仪式上得以复兴，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它已不可能再恢复到民国时期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和影响力。正如肖唐镖等人指出的，家族在村治中的功能呈现多样化，但以社会和文化功能居重，政治、经济功能尚微。日常生活展示着村民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基本方面，家族在这里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其突出表现是活动仪式的家族化。（肖唐镖，2001）从表8可以看出，家族对村政的影响已大不如解放前，只有20.2%的人认为家族对村政影响很大，家族意识也是主要作用于年龄较大的人群，而农村的年轻人对家族意识还缺乏心理上的深层认同。这主要是农村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虽然他们在外务工时依然依靠着“强关系”网络，但这一强关系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而是来自家族之外“乡土关系”。因此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对“农村家族观念日趋淡化”这一观点持认同的占41.7%，持反对的占36.6%，认为说不清的占21.7%. 　　依照家族在村治中作用的不同，肖唐镖等将家族与村政的关系分为四种基本类型：a 、平行相安型；b 、村政主导型；c 、族权至上型；d 、两者合一型。（肖唐镖，2001）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都属于前两种类型，其中属于“平行相安型”的有12个村，占60%；属于“村政主导型”的有8个村，占40%.不过，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复苏和重建的家族，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也没有一直处于上升或稳定状态，而是呈现出“波浪形”的变化态势。如古竹村在1998年出现村主要干部以村小学改建为名把古竹唐氏“六位下”的两座宗祠卖掉。这种在家族重建后出现的来自大族的村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占有乡村社会族产的行为，既凸显了乡村干部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民间社会一些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正遭受着日愈严峻的侵蚀；也表明家族的社会作用在弱化，如今就连在历经政治运动冲击而保护下来的族产都难以再保护好。（唐晓腾，2001） 　　权威意识。权威是基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而形成的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行为、以及社会经济事务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主体（个体或组织）。这里所分析的是社区权威，这是一种地方权威，但其又有别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权威。它的作用范围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域边界。于建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就是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威之间的关系。（于建嵘，2001，p349）权威的产生与一定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这一社会基础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社会需求、社会形势、社会认同，以及个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等等。 　　依照社区权威产生的社会基础的不同，社区权威一般分为政治权威7、经济权威、社会关系权威和宗族权威四种类型（见表9）。其中宗族权威和经济权威是基于主体自身（内生性）的自然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而形成的，而政治权威和社会关系权威是基于主体自身（衍生性）的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而形成的。不过，这四种类型权威的影响力作用的范围也不同，宗族权威的作用力特点更体现出血缘性，政治权威的作用力特点更体现为地缘性，而经济权威和社会关系权威的作用力更体现为业缘性。从我们调查的20个样本村的情况看，虽然这四种权威类型都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权威的作用和影响也明显不同。在民国时期，农村社区的权威主要是宗族权威和经济权威在发挥影响和作用；解放后直至1980年代初期，宗族权威和经济权威因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消隐，社区权威形态表现出单一性特点，这一时期的社区权威主要是政治权威在发挥影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区权威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