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對外貿易政策-國際經濟情勢週報-中華經濟研究院.docVIP

壹、專題分析 印度對外貿易政策－從印度與東協的服貿及投資協定談起 詹淑櫻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分析師 一、前 言 印度對外貿易政策隨著國家發展所面臨的環境變化而有所調整，為因應現階段全球區域經濟合作時期進入繁盛期，印度對外貿易政策也由過去的不結盟轉為促進經濟自由化及朝向東望政策的外交經貿架構，密切推動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印度與東協的服貿及投資協定歷經波折，雙方終於在2014年9月完成簽署協定，印度政府將其視為東望政策第二階段的成果展現。印度與東協洽談服貿及投資協定開始於2009年，但期間雙方爭議不斷，其中以外資參股上限、自然人暫時入境及技術勞工等議題在印度與東協國家間仍存歧見，以致實施期程有所延滯。 由於印度對外貿易政策考量因素一般以經濟利益優先，而與東協在簽署協定上的過程不僅耗時且來往談判頻繁，因此考量因素的優先順序也不同，爰本文將先說明印度與東協完成簽署服貿及投資協定過程與內容，並檢視驅動印度與東協簽署貿易協定的考量因素，再聯結到印度對外貿易政策的演進，最後進行比較且提出結論。 二、與東協簽署服貿及投資協定圓滿達成 歷經5年協商波折後，印度與東協於2014年9月8日在新德里簽署服務貿易協定與投資協定。印度與東協原先預定於2014年8東協經濟部長會議於緬甸召開時完成簽署，惟因印度商工部長Nirmala Sitharman臨時取消訪緬行程，導致該項規劃破局。因此，印度政府隨後提出折衷方案，由印度分別與東協國家簽署該兩項協定，直到東協全體會員國都完成簽署後，兩項協定始正式生效。 服貿及投資協定在整體印度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其原因有三，其一是印度在服務業貿易的出口上具有強烈的競爭優勢，而東協進口關稅在協定簽署前已處於相當低的水準，貨品貿易協定對於印度的利益相對有限，而印度預期在服務業談判上可望受惠較多；第二是投資合作的強化，能廣泛地促進印度、東協企業在資金、技術及經驗上的流通，發展更全面且緊密的經貿關係，再者，投資的合作強化，也有助於印度更加整合融入區域生產貿易網絡，進一步在貿易的拓展上，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最後，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幅度與廣度、投資議題的層面，是評估貿易協定品質及夥伴間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標。 由於印度擁有低廉的技術勞工、精通英語的人口，使得印度服務業快速發展，自1990年代開始，服務業已成為印度經濟的重要成長引擎，國內服務業成長率位居三大產業之冠，占GDP比重超過一半以上，其服務業出口自1994年開始，僅1996年、2001年、2009年、2012年及2013年少數幾個年度外，成長幅度皆高達兩位數，2013年印度服務業出口占全球服務業出口比重高達3.2%，也是維持歷史新高水準。投資方面，印度對東協投資主要集中在鋼鐵、化學石化、製藥、資訊科技及電腦軟體。 近年來，隨著資訊發展與技術革新，提升服務之可流通性（transportability）與可交易性（tradability），可以帶動世界服務貿易發展的活絡，特別是以服務業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印度，因此簽署服務貿易與投資協定對印度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2003年10月印度與東協簽屬「全面性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India），在協定中雙方僅就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與方向作原則性的宣示，規定應自2005年開始至2007年完成談判，並在服務部門項目與自由化等事項完成之後，就敏感服務項目談判與東協新成員（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的優惠性待遇與彈性，應於雙邊同意下安排時程。惟實際談判進程未如預期般順利，2009年印度與東協開始進行服務業貿易暨投資協定談判，雙方確立以要求與回應為主要的談判模式，並分別以正面表列、負面表列的方式來規範服務業貿易、投資的自由化承諾。首次爭議便由此而生，東協認為對印度的要求進行個別回應，但印度給予的則是統一回應。 另一個爭議則是關於自然人的移動，印度希望東協能開放教育、護理、建築、會計及醫療等專業人力市場，為促進自然人移動自由化，印度主張將相互承認協定（MRA）以附件形式納入協定中，並呼籲簡化簽證制度，使得在印度被認證為合格的專業人士能無障礙的在東協執業與提供服務。然與印度同樣擁有豐沛英語人才的菲律賓，對於開放後必須與印度競爭商業外包服務市場感到擔憂，泰國、越南及印尼也擔心自然人移動的開放將衝擊其國內勞工市場，因此東協不願將相互承認協定以獨立附件的形式納入服貿協定中，並主張無論是獨立專業服務、履約服務人士的開放，均應對專業能力、數目進行規範與管制。導致雙方的談判由於東協部分成員國與印度在自然人移動及技術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