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斋书录解题》书后.doc

《直斋书录解题》书后 余近日读《直斋书录解题》毕，有感于陈氏其人其学之方正醇博，为斯文以志之。 今本《直斋》作二十二卷，分五十三类，实亦因循隋唐以来四部法，惟细目与今小别耳，陈乐素先生以为“直斋于学，以经为主，而并好文史”，然统观全书，四部用力皆勤，谓其以经为主，似未允当，且伯玉解经部诸书，能述评各家得失而不能别出己意，闻见博而发明少，未见其于六艺有大过同侪处，转不如子集二部心得之富也。 《直斋》经部之中，于易力斥王弼之非，引范宁言以为罪比桀纣，主复古经之旧，象数文辞不宜偏废；于书盛赞晦庵《书说》，致疑古文真伪，识见过于晁公武（《郡斋》犹笃信古文）；于诗以为训诂名物制度足矣，不主妄为臆说，《夹漈诗传》师心自是，正其深恶者；于礼多疑而寡信，目大小戴记为驳杂不纯，訾周官以无用于今；于春秋用啖助陆质辈弃传说经法，然“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谬，先儒已备言之，陈氏蹈此弊而不自察，良可叹也；于论孟以朱文公讲解为无憾；于尔雅信郑渔仲言，要之经学主明白畅达，不佞古，不彊通，学者自得义理乃佳，繁注冗说，多所不喜。 史部之中，重名分、尚正统。重名分，所以力辩司马彪《后汉志》、范蔚宗《后汉书》非出一人手；尚正统，所以移萧常《续后汉书》入正史，且置之《三国志》前，以其蜀魏主客不同故。“帝王系谱”条以为曹操有篡窃之恶，不得因早死而讳言，此仿春秋褒贬例诛其心也。修史推重子长，赞其能易编年为纪传，前无比，后可师，诚豪杰之士，有讥刺史迁者，虽语出温公、子由，亦亟辩之。伯玉未明言有志于史，然治乙部之学实极用心焉。观其钞聚史料之众（史部著录845种）、议诸史得失之精到（见“三国志”、“新唐书”条）、太息史官失职之恳切怅惋（见“孝宗实录”条）可想见矣。 子学最杂，伯玉主儒家，护道统，服膺孟子，他家或无评论，或直以为异端，态度最明确且激烈者，莫过于“墨子”条解题。杂艺、小说皆其所轻，既讥《兰亭考》之“是作无益”，又责《夷坚志》之“谬用其心”，体味其文，盖恐士人玩物丧志耳。仙鬼释道，甚少措意，颇不屑杜光庭、白玉蟾辈为人，至于释家，虽未畅言其失，然若“嘉泰普灯录”条驳难之词，亦极痛快也。 振孙好文，《直斋》集部分六类，先秦迄宋，评点殆遍，核其用词、编次，陈氏好恶，大略可知。为文主自然浑厚，故激赏欧苏“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不喜樊宗师柳仲涂辈晦涩桀屈；于诗主清新壮美，而不喜富丽精工，故好太白过于工部，重樊川而轻玉溪，余辈佳者，多以陶谢拟之（其于工部不过一句“世言子美诗集大成”，于太白则屡言“未易及也”、“不得与之甲乙也”；于牧之以为“诗豪艳，非晚唐人所能及”，于义山但讥其四六不工，故余有此论断）歌词类逸笔草草，于李后主、苏子瞻、辛稼轩、姜白石皆不置评，惟喜小山、清真作；诗格文律更振孙深诋者，以为“依此则无诗可言矣”，仍秉其随兴天成之旨也。 四部之学固有别，直斋简明之尚则无差，故经部斥传注之徒劳，史部病《新唐书》之奇涩，子部讥杨简之未纯，集部惜柳开之艰僻，皆其证也。陈氏之学说，或有时可商，而其言必征实不尚空谈之风，今日亦应为吾辈法也。以上述直斋之学竟。 伯玉为人何如？曰：君子也。虽迂腐若痛诋女子从释入道败风俗之尤，轻信故厚诬陈寿乞米作传难乎免物议，皆小疵，不足亏大节。“群仙珠玉集”条下述：“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闽清人。尝得罪亡命，盖奸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称其人云：近尝过此，识之否？余言：不识也，此辈何可使及吾门！李士宁、张怀素之徒，皆殷监也，是以君子恶异端。”此方正刚毅也；既责郑樵“师心自用、义理迂僻”，又于“注尔雅”条下推服其说，此是非分明也；三复曾南丰安守齐家语以志之，“欧阳行周集”条慨叹“孰谓今人之行已而可不谨哉”，此慎独修身也；“洛阳名园记题后”悲南北分裂、河山沦亡，“东坡书传”条下惜君臣碌碌、中兴无望，此心怀家国也。方正刚毅、是非分明、慎独修身、心怀家国，四美兼而有之，得无谓君子乎？其心慕陶谢而未遁于世外，亦以狐死首丘，不能忘情邦土故也。 伯玉幼年家贫，自言：“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年长后借录传钞，搜购访求，藏书终至五万余卷，用力之苦，用心之专，殆非常人所能及。 《直斋》中述其得书机缘甚多，今拣足为谈资者一二以述之： 有道旁偶遇故物者：“九经字样”条云：“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有访求于名山古寺者：“皇祐新乐图记”条云：“虎丘寺有本，当时所颁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颁降岁月，实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苏州观察使印，长贰押字。余平生每见承平故物，未尝不起敬，因录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写，不少异。”录藏承平故物，想见家国意也，非止宝爱纸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