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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当前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几点建议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改进当前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要性 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26日公布的新资本协议，延续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监管思路，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充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个支柱的共同约束，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使资本充足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阶段性成果既是一定时期内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代表着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业正在谋求的国际化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监管标准的全球一致化，而中国的银行业没有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一旦进入国际市场，这将会使其在开拓业务和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不会容忍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外国银行，其在本国开立的分行长期得到优惠；发达国家将来也不可能批准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外国银行，在本国新设机构；而且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银行难以得到国际认可的评级机构给予的较高评级结果，这对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极为不利；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引进信用风险控制技术，解决不良资产控制乏力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提高管理水平。我们需要根据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方向，来处理好我国金融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全面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当前我国银行资本监管中的不足 对照新资本协议，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的银行资本监管与当代世界银行资本监管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 第一，立法严重滞后于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发展步伐。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各国在1992年底达到最低资本要求，可中国人民银行在1994年才提出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要求在1996年底实现，但措施不配套导致监管流于形式，直至银监会2004年2月公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才明确2007年1月1日达标；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2006年底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但我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第二，立法和各项制度不配套，导致资本监管无法实现。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使得监管当局只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资本监管，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免于资本监管。 第三，立法缺乏前瞻性，没有为未来的风险监管留下可操作的法律空间。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基本内容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相符，虽然吸收了新资本协议有关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规定，但没有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预留空间，也没有为未来大型商业银行使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留下空间。 第四，市场约束力度不够，对风险性的披露不足。虽然人民银行2002年公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但我国银行的信息披露相对简单，并缺乏对投资者和市场的沟通，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定性和资本配置战略，在必要信息和建议信息的披露以及披露频率方面也放宽了条件，使得来自于市场的压力大大低于新资本协议的希望。 三、改进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第一支柱——运用内部评级法和建立操作风险资本金准备 1．衡量信用风险要优先考虑运用内部评级法。新资本协议在衡量信用风险的方法上提出了内部评级法和标准法两种方法，标准法对管理水平低下的银行在资本配置上给予了惩罚，不良贷款的风险权重由100%变为150%，而导致银行这一部分资产相应要增加50%的资本配置。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银监会公布截至2003年6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所以长期以来，我国是依靠政策资源来解决银行过高的不良资产。自1999年全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后，中行和建行在2004年5月、6月又分二次剥离不良资产4757亿元，不良资产率很快接近了国际商业银行正常的标准线内。这种情况下，中行和建行上市后就能够将不良资产继续控制在正常的标准线以内吗？这无疑不是上市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可能继续依靠政策来解决。形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高的诸多原因中，缺乏风险控制技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国监管上的重大缺陷。商业银行法实施后，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贷款通则》、《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银监会成立后颁布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规章，商业银行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内部统一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