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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 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知识的革命。不仅恢复或新建了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而且在传统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是观念和分析框架，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不过，在这场知识的革命之中，历史学恐怕是最保守的一门学科。八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忧心仲仲地谈论史学危机，假如今天再有人这样认为，一定会被同行讥笑。史学界洋溢着一股实证的、自信的和乐观的气氛，以为只要以一种朴学的精神扎实治学，认真地收集史科，再加以考证疏理，史学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谁想要再去尝试史学观念或史学方法的更新、突破，就不免有投机取巧的嫌疑。 　　在这种保守的氛围之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推出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作者杨念群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从九十年代初合作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那时候起，我就发现，这位一代名士杨度先生的后裔，在史学研究上秉承其曾祖的性格，也有一种大气象和大格局的追求。当时他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本书的雏形。后来我有幸通读了初稿，虽然不无稚嫩，但看得出来，他在方法论上有一种相当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得他数年之间，几易其稿；每次修改，都有明显的进步；如今公之于读者的，不能说完全纯熟，但至少已经是自成一说。本来，杨著内容所论及的清代思想与知识群体的地域性比较，以我的专业知识是不便置喙的。但当我读完这本著作，依然有一种评论的冲动，撇开具体的学术枝节，我更感兴趣的，是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性尝试以及在当下史学语境中的意义。 　　一般而言，像近代儒学、即使是地域化儒学这样一个题目，通常是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来处理的。思想史的对象是历史上思想家们遗留下来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讨论，是一种内在理路(“内史”)的研究方式，尤其为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普遍采用。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曾经着力过这样的从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来探求历史演变逻辑的“内史”研究方法，并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范例。然而，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学界包括中国史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开始衰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社会史热也感染了思想史领域，思想史研究开始社会科学化，不再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导引下，重新注重文本与语境的互动，重新回到“外史”，回到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交叉叙事。艾尔曼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八十年代出版的《从理学到朴学》，还是九十年代的新著《朴学、政治与家族》，都是试图凿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文本与语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释历史，建构思想史研究的新框架。 　　艾尔曼对杨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杨念群在研究近代儒学对社会变革反应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并非是过去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器物(第一波) 到制度(第二波)再到文化(第三波) 这样一种时间线性的整体性反应模式，而是以分化的空间对峙方式，不同地区(湖湘的、岭南的和江浙的)的儒学有其不同的反应模式。它们在知识类型和话语方式上的区别，形成了迥然有异的变革取向：“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所形成的洋务引进浪潮，与物质器技层面的第一波变革交相叠合；岭南儒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政治神话’为手段游说皇帝变法，则与制度变革的第二波涌动轨迹颇为合辙；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观念的变革作为第三波高峰，则几乎为擅长‘技术传统’的江浙启蒙知识群体所垄断。”不同地域的儒学及知识群体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仅仅借助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是无法予以圆满回答的。为此，杨念群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不仅比较不同地域儒学的文本意义，且进一步分析文本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区域的知识群体，即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从而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近代“儒学地域化”中层理论的假设。 　　自杨著出版之后，我在史学界听到了不少议论。有意思的是，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法截然相反。这是那些风格上有创新、但尚不成熟的学术著作常常遭遇的情形。在我看来，对于杨著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史学界更深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曾经包裹了一层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政治宣传的附庸和工具。八十年代以来，史学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硬壳，还原为史学本身，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史学危机。不管意识形态史学原来在方法上是多么地机械、简陋，总是提供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一旦这套模式解体，将如何阐释历史? 整个八十年代都为此而焦虑，希望重构一个替代性的宏大叙事。先是金观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