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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变迁和个人储蓄行为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经济制度变迁和个人储蓄行为 二、制度变迁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 我们在假设收入、利率、消费习惯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依然成立且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的储蓄行为。 (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使人们增加现时储备。 制度变迁对个人预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原来的计划制度下，就业者不必担心失业，对于自已在退休前的总收入(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福利收入)和退休后的收入是完全可预先计算的,因为有固定的工资增长表和福利待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期收入较低，所以中国的就业者和农民储蓄很少。从1952年到1977年25年期间，中国个人的平均储蓄率不到2%。在计划体制下，当个人收入完全被计划控制之后，不存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个人是不倾向于多储蓄的，特别是在消费品比较短缺的情况下，牺性现期消费而储蓄的机会成本太高。 改革以后，中国个人货币收入绝对值虽然有大幅度增加，但以“恩格尔系数”衡量，中国仍属低收入国家。1993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54%，城镇家庭为50.1%；农村家庭为58%，1999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7.21%，城镇家庭为41.86%；农村家庭为52.56%。(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证券报》1995年5月22日，《2000中国统计摘要》)在这么高的恩格尔系数下，人们还有这么高的储蓄率(1993年约24%，1999年有所下降，但也有11.3%)，显然是牺牲了相当大部分的非食物消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制度变迁下，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水平已无法预期，就选择了增加当期储蓄。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生活中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受到极大抑制，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就业工人对是否失业预期不明，收入中的对未来生活的保险性储蓄强化。在农村，由于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再加上我国在转型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民不仅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还承担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投资和费用，直接限制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加之农产品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去外地打工的劳务收入大幅减少等，都造成农民对未来收入的较差预期，从而也增加现时储蓄。2000年5月中旬人民银行对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储户增收信心继续减弱，当期收入信心指数为2.5，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8.3，分别比一季度下降10.4和3个百分点。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持久收入假定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中，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基本是确定的，因此人们可以合理的安排现期储蓄和消费，以达到一生的效用极大化。但是，一旦人们对自已末来的收入水平无法确定，为了保证末来的必要消费或保持末来的消费水平，就必然增加当期储蓄，这也是追求一生效用极大化的一种合理安排。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储蓄动机是：为了保证将来也能够保持目前这种消费水平，而目前的消费是一种低水平的消费。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制度变迁使人们对未来支出更不确定，迫使人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决定其收入安排，形成应付制度变迁的储备性储蓄。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原先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福利性制度都将改革。特别是医疗就业、教育、住房、养老金等项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和有关宣传，强化了公众的谨慎动机，预期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支出的增加，迫使人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决定其收入安排，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储蓄，增加现期的储备性储蓄。 对以上假说的论证可根据以下三项事实：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5月中旬在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的储蓄问卷调查中，城镇居民储蓄目的和用途中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教育费”、“买（建）房或装修”、“养老”。而在1980年以前，人们储蓄动机主要是“为孩子结婚、待购耐用消费品”。这显然显示出人们是以储备性动机为主。 第二，储备性动机促使人们把收入增加部分几乎全用于储蓄。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上升到1999年的2210元，增长15.6倍；城镇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16元上升到1999年的5854元，增长16.1倍。但这段时期，城乡个人储蓄总量增长214.6倍。 第三，上述几项制度改革，显然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因为农村原来这些(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福利就是以自已支付为主的，所以，当上述制度开始改革时，城市人均储蓄增长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