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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来说,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赵树理来说,这个年代是他进入文学史秩序的最重要阶段,因而构成了研究其创作的典型场域,它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初语境,又对建国后一度繁荣的农村小说具有发生学意义。
首先要回顾一下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结论和基本思路,简述如下。
一、黄修己、董大中、戴光中等人致力于史料搜辑、《赵树理全集》的编纂出版以及传记叙述工作。1996年出版的《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汇集了此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基础。目前收集作品最完备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赵树理全集》。1990年和2001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研讨内容广及赵树理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赵树理创作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作用、当前如何进行赵树理研究等诸多方面。日本学者釜屋修的赵树理传记也已翻译出版。
二、从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思考和评价赵树理创作的价值、意义、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进展路向比较多而且成绩明显。突出的有: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从地域文化多因子独特组合的角度,研究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文学创作与三晋文化的关系,并努力寻找其“农民文学”的特征和成因;其研究理路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性:“只有将对农民精神和思想状态的探索与对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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