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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浅析赃款去向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影响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受贿案件时，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解已将赃款用于公务开支，如请客、送礼、娱乐消费等，而对于这种用于公务的辩解庭审中控辩双方均各执己见，检法两家在实际认定中差异也很大。赃款去向与贪污受贿犯罪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赃款去向对贪污受贿犯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不少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有的学者提出，贪污受贿犯罪是以犯罪的数额来决定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那么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用于公务开支的部分从犯罪总额中予以扣除；还有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了贪污受贿犯罪后，将所得赃款用于公务开支，说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获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应将这部分数额从贪污受贿的总额中扣除，如果行为人将全部赃款用于公务开支，则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基本认同以上观点，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普遍采纳了从贪污受贿总额中扣除行为人用于公务开支的部分（或全部用于公务，不认定为犯罪）的做法。笔者认为，上述认识和作法与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原意不符，在刑法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客观上削弱了司法机关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影响了司法公正。本文试从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理论和犯罪形态等方面来探讨赃款去向究竟对贪污受贿犯罪有何影响以及检察机关在指控贪污受贿犯罪中的举证责任等问题。 一、贪污受贿赃款去向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一）从犯罪构成看，根据刑法学理论，任何类型的犯罪都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就贪污受贿犯罪而言，其犯罪构成与其他犯罪一样，也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方面，除此类犯罪的主体为特定身份者之外，对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的外延没有作过任何扩大解释。而且新刑法将贪污犯罪从原刑法的侵犯财产罪中独立出来，与受贿罪单列一章，其立法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加强对此类职务犯罪的打击。如果我们一味扩大这种犯罪构成的外延，势必会束缚自己的手脚，甚至出现打击不力，纵容犯罪的现象。 此外，贪污受贿犯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主观上还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两者均属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范畴。犯罪目的就是行为人实施犯罪希望达到的结果，犯罪动机则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一般来说，犯罪目的是故意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而犯罪动机则不然。贪污受贿案件中，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是不变的，而犯罪动机则是多种多样的，行为人出于何种动机贪污公款，即无论行为人贪污的动机是生活困难还是用于挥霍，无论是为公还是为私，均不影响犯罪构成。将犯罪动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去认识、考察，这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是相悖的。 （二）从犯罪形态看，确认贪污或受贿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是否已经具备了贪污或受贿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贪污受贿犯罪不是简单的财产性犯罪，而是一种职务犯罪，所以判断其行为的既遂与否，不能单纯以国家财产是否受到侵害、造成损失的大小作为衡量的前提标准，而应以其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危害、国家公职的廉洁性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前提条件。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贪污、受贿行为，取得并实际控制了贪污的赃款及贿金，从法理上来说，行为人已完成了贪污、受贿行为的全过程，其行为已经损害了国家公职的廉洁性，故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从犯罪形态的类型看，贪污受贿犯罪是一种结果犯。结果犯要求行为人不仅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结果。这一法定结果就是行为人追求的最终目的。贪污、受贿的犯罪者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这一法定结果表现为财物已失去原所有人的控制，而转为犯罪者所有，即财产所有权已经转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管是将赃款用于公务还是其他用途，都是其对所占有物进行处分的方式，都是在犯罪行为已经结束，犯罪已经既遂的情况下发生的个人行为，不影响犯罪的构成。 二、赃款去向可能影响对行为人的量刑处罚 虽然说行为人对贪污受贿所得赃款的处分情况、实际用途并不能改变贪污受贿犯罪的性质，但它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客观量刑情节，因为它毕竟反映了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一定程度的危害性，同时也反映了行为人一定的犯罪动机。对于贪污受贿行为，达到犯罪目的后，对犯罪所得赃款的处分情况就有所不同，如出于家境贫困而进行贪污公款的行为人就可能将赃款用于改善家庭生活，而出于贪图享受而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人就可能把赃款用于个人挥霍甚至非法活动，而行为人将赃款用于本单位业务开支或公务活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动机或许前后发生了转化。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动机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可以影响量刑。贪污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并不是贪污受贿犯罪主观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内容，不影响贪污受贿的定性，但可影响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责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