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建东(公益诉讼案例).docVIP

丘建东：十年公益诉讼的22个案例 为了一种理想的实现，十年公益诉讼22个案例的标本意义 ——丘建东2006年12月12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公益诉讼讲座的演讲 　　尊敬的讲座主持人肖建华教授， 　　尊敬的评议人徐卉研究员、肖建国博士、卢炫周博士， 　　尊敬的嘉宾刘晓堤博士、赵国均主任， 　　亲爱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们： 　　早上好。 　　今天上午，我十分荣幸的来到贵院，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十年公益诉讼道路上的工作作品和工作体会。十分感谢你们能前来听我讲座。有不妥的地方，请予批评指正。在演讲之后，有安排一个提问和质疑的时间。 　　我上一个月在厦门大学演讲的时候，就开场白，说了三句话：第一，知识的力量在于传播；第二，科学的力量在于创新；第三，案例的意义在于标本。展开来说，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本来要谦虚谨慎，不唱高调不作秀，可是知识不传播便没有影响力，故演讲是需要的；至于第二句话，说的是科学的创新不仅指自主科学的创新，船坚炮利的创新，还要指社会科学的创新。我们在座的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墨守成规是创新的对立面，应当去掉；第三句话，说的是案例的意义在于标本。案例便是我们广大法律工作者的作品。好的案例便具有标本意义，反映了时代典型特征，具有解剖意义。 　　以下，我就要介绍一下我从1996年初开始的十年间22个案例中部分案例的概况，这精选的部分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了民众权利从财产权利到宪法权利的转变，构成我的十年系列官司的特征。你们大厅里海报上所概括的好,“从状告邮电局到状告最高人民法院”。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听众疲劳的问题，就选一套三组七个案例来说。若时间允许，再说一个准备旧事重提酝酿中的案例。 　　一、第一组案例的三个案例。 　　这三个案例是具代表性的，这十个案中有三个是获得胜诉理想结果的，与民生有关，属于公民财产权益的问题。 　　1、1996年的诉邮电局长途电话多收费“一块二”官司。 　　这场“一块二”官司，此案实际上是“三诉邮电局”的故事。古典小说《水浒传》不是有一个“三打祝家庄”吗。 　　1996年1月4日上午，元旦三日假日刚过，以我民间的方式，为了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并检验中国法制进程的水平，我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状，踏入福建省龙岩市（当时为县级市，现为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诉龙岩市邮电局（当时邮政电信尚未分家）及其附设代办公话亭，理由是因未执行间长途电话半价优惠规定，多收0.60元长途电话费，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欺诈条款，加倍索赔人民币计1.20元，同时要求被告取下未载入半价规定的老标价牌子并换上新牌子，还要求被告就欺诈一事作赔礼道歉。 　　《大河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国有企业巨头谈社会责任，老百姓就笑》，我的诉状一递出，立案庭法官就笑了：“从未见过你这样的诉状！”次日，法院院长约我谈话，说趁着未立案，要我把诉状拿回去。我从其意。 　　7天之后，我再次叩响法院大门递诉状，诉求依旧，第二次起诉的理由是电话亭涛声依旧未整改。法院立院之。在春节放假前几天，法院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国家《经济日报》、福建电视台，还有《闽西日报》等都来现场采访。出乎众人意人之外，我在庭上又撤回起诉了。我的一位朋友，既是案件策划人之一，也是代理人，也是力劝我撤诉。案件一撤，大厅里的人群如潮水般退去。我的心一阵痛苦，精心准备一年的案件就这样没有结果，而倾该瓦解了？一篇宏大的文章开了头却没有结尾。市法院连一张撤诉裁定书都不愿给。此为二诉邮电局。（《经济日报》为证：《“一块二”官司值不值得打？》）。 　　又经过一年的观察与总结，筹划退一步进两步，在1996年底，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潜入首都北京，到处搜寻公话不半价的证据。1997年1月4日，我到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诉北京市电话局及其西城区前门甲西大街一号公话亭、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招待所公话亭多收0.55元，索赔1.10元。《中国消费者报》报道题为：《紧盯住公话问题不放松 “一块二”官司在京演“继集”》，史称“一块一”官司。此为三诉邮电局。 　　结果，北京西城区、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一胜一败（西城区法院判退1.10元，东城区法院判退0.55元），传为京城趣话。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报首了此事。民法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为此撰文2.5万多字《在审判实践中怎样认定服务欺诈行为以及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丘建东起诉的两起长途电话费索赔释评》，刊于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七集）》。1998年1月21日《经济日报》誉我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并且，我在1998年第6期《中国律师》撰文畅谈本案的时代意义。 　　关于“三诉邮电局”案例，因这是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多说几句。 　　为什么诉邮电局？ 　　——因为不是和卖菜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