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女“婚变”.docVIP

惠安女“婚变” 　　生活在福建省东南一隅的惠安女，曾因服饰奇特、婚俗奇异吸引着世人目光。她们的勤劳、贤惠、负重、坚忍超类拔群，而婚姻生活的凄苦、压抑和悲哀更令人难以想像。惠安女现在的日子舒心吗？婚姻幸福吗？千百年的婚姻陋俗还有吗？最近，本刊记者专程赴惠安采访―― 　　 　　惠安：并不遥远的记忆 　　 　　我们的汽车，一上福（州）――厦（门）高速公路，便撒着欢儿迅跑起来。 　　三月，我的故乡北国尚在瘦水寒山中冬眠，这里却已是姹紫妍红满眼春色。望着车窗外，心也像脱去冬装，变得轻松而温暖。想到渴望已久的惠安，恨不得生出双翅。 　　自从22年前在火车上偶遇一位惠安女，听到与她同行的小伙子一再诉说那里的妇女自杀频频之后，对惠安女命运的牵挂，就一直没有放下过。毕竟，这是华夏女性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但以往外界对她们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媒体的介入才使神秘的惠安女撩开紧裹的头巾。她们用吃惊的眼神偷看外面的世界，整个中国更对她们瞪着不解的眼睛。 　　外面的人搞不懂惠安女的服饰为何如此奇特：黄斗笠、花头巾、露脐袄、肥脚裤，被人戏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更不能理解全国解放几十年后竟还有这样的地方：几乎每个女孩子都逃不过年幼订婚和早婚；婚后不得与丈夫一起过日子，每年只有几天可到夫家团聚，但如果不怀孕生子，就要一辈子住在娘家；婚姻的不幸导致每年都有成批的妇女自杀身亡，她们像草芥沙粒一样无足轻重地生生灭灭。这是一种何等残忍的婚姻局面！出于记者的责任感，我对惠安女关注的目光，渐渐由奇特的服饰转向其悲苦的命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盼其翻身。因此，采访惠安女昨天和今天的愿望，一直在心间难以割舍。 　　据《惠安县人口志》披露，惠安县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1953年是17.75岁，到1982年仅上升到19岁，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婚者不满15岁。据1984、1985两年调查，五六岁的孩子仍然大都被父母订了婚。1985年对惠安86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已婚而未生育的妇女中，长住娘家的占97.7%。这种状况，甚至到1988年也没有改变。而妇女轻生的悲剧，依然是按下葫芦起来瓢。1985年，全县仍有661名妇女自杀。这些数字，只要一想起来，就难免心惊肉跳。 　　真的有机会去惠安采访，已是1994年，距离火车上初识惠安女，已是11年后。一见面，县妇联主任黄淑华就迫不及待地让一大批女能人挤满了我的采访本，比如： 　　邱淑花――惠安女带头闯市场的榜样，率领建筑队到云南承包大工程，又引回成百只黑熊创办养殖场；刘碧兰――影雕大师，惠安影雕领军人物，多次出国表演；骆丽玉――以精木雕起家，与村民一起先后办起二十多家精木雕厂的女强人；李亚尾――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全县的石雕女状元，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形成了惠安县的石雕工业区；黄秀玉――一位有胆有识又充满爱心的惠安女，与台商合资创办的锦泰鞋业公司，年产值八百多万元，吸收了大量困难户子女就业……此外还有陈荣妹、庄美殊、潘文莲、黄板娘等一长串名字，花团锦簇，群芳争艳。随后采访的邱淑花、张银华、刘碧兰、张莉，一个个业绩如海上奇峰突起，令人刮目又刮目。 　　可惜，那次采访，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惠安女的婚姻状况，就因我母亲的突然去世，以我的仓促回京而中止。除了半途而废的遗憾外，更有一份对惠安女命运的担扰，难以排遣。诸多惠安女的业绩令我振奋。但是，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并非一码事。而且，精英们的生存状态也不能替代全县妇女的命运，她们毕竟只占少数。那次采访中，县里的人并没有向我介绍婚姻陋习的相关情况，甚至偶尔流露出的含糊其辞反而增加了我的疑虑。无论如何，离开惠安的时候，惠安女现实的婚姻状况，在我心中仍是待解的谜团。 　　一别又是11年。惠安女有了哪些变化？惠安的姐妹们，你们的日子舒心吗？家庭幸福吗？婚姻自由吗？晚婚晚育吗？车近惠安时，我止不住一遍遍在心中叨念。 　　 　　婚姻不再是惠安人的热门话题 　　 　　惠安不愧是天下闻名的石雕之乡，一入县境，但见公路两旁的大型石雕，这里一片，那里一群，佛像人物、走兽飞禽，林林总总，既是店铺的商品，又是实物广告。 　　本以为进了县城便会轻车熟路，不料一切陌生。上次来时，山上山下远远近近尽是大块花岗岩垒砌的房子，一层，最多两层；这次魔术般的不见了踪影，全部被鳞次栉比的楼群替代，惠安县城已是一座被楼房挤满的新城，一下子气派了、现代了。汽车行进乡间时，轮下全是宽敞的水泥路。记得上次还是土路。一问方知，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都是近几年修成的。 　　有一种说法称，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只要看看路和房，就会八九不离十。看到惠安的大变化，不由得心有所动。 　　见到县委副书记郑文伟同志时，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他。他一下打开了话匣子：县城改造、公路改造只是建设新惠安的部分内容；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