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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前的华东春运 　　史海穿越 　　“春运”这个特定称谓，产生于61年前的1953年，当时称为“春节客运”，后来又称为“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到改革开放后简化为“春运”。近年来，铁道部、交通部都把春节前的15天至节后的25天这一时段定为“春运高峰”时期。 　　春运难题始于这年 　　1953年的春节客运，事先就已经成为一个引人严重关注的社会现象。那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之前一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同日，国家铁道部下发内部文件，“指示各路局做好春节客运工作”。 　　而据2月7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据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春节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00万人次。早在两周之前，国家铁道部专为春节客运举行的全国各路局局长电话会议上的通报称，“今年春节客运负荷量最大的应是以上海为运输中心的华东地区，其次是北京以及以沈阳为运输中心的东北地区”。由此可见，那年的春运重点是华东，尤其是上海。据1953年3月下旬上海铁路局、交通局联合向上海市府呈递的《关于今年春节客运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显示，国家铁道部预计增加的那100万人次中，上海铁路局占了大约四分之一之多，而乘坐轮船和长途汽车（当时的长途汽车不过是上海开往江浙周边城市，最远的不过南京、杭州）的与去年相比增加的也有3万余人次。 　　当时，上海市的人口籍贯结构还是与新中国成立前一样，除了本埠籍外，客籍的居住人数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及广东等省，其身份以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居多，还有部分大中专学生。这些客籍人员大多是来沪多年，有的已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由于经济拮据或者休假困难，过年无法回老家与亲族团聚。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而且也能享受正常的节假日休假了。因此，想利用春节假期带着家眷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这类人不但上海有许多，周边的江苏、浙江地区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只能从上海转车转船方能返乡。旧社会时人们生孩子不受限制，解放初期国家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多生育，所以客籍人举家返乡探亲时是动辄六七口。而上海铁路、交通部门的运力有限，面对着巨量的返乡人口实在难以为继。如此，新中国的春运难题就在这一年形成了。 　　这一情况，上海方面事先已经估计到，国家铁道部、交通部也已经注意到，事先都做了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只能建立于现有的物质基础上，铁路、交通部门无法凭空增加运力，因此难遂人意。这样，社会上对此意见很大。当时劳动人民都有一种“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对政府非常信赖，有了问题就向政府反映。据上海政府档案记载，从1953年1月22日（腊八节）到2月6日（小年），上海市委、市府收到反映春运状况不尽如人意的人民来信、来电共计7863次，还不包括直接写给陈毅市长等主要领导的信和人民来访。此外，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也收到相同内容的来信来电900多次。 　　这些来信来电来访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关于春运的：反映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导致群众无法返乡探亲团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上海市委、市府对于群众在春运问题上的强烈反响甚为重视，陈毅市长提出要给人民群众一个客观的解释，讲清楚今年春运紧张真实客观的原因。 　　一篇社论定人心 　　宣传部门迅速落实陈毅的指示，1953年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上海人民应该过一个快乐的春节》为题的社论。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的铁路、航运情况予以清晰的披露：“以铁路来说，新中国成立前，沪宁线最多时包括货运在内只能开23对车（来回车），现在一天就可开27对车，如果包括货运，可开30对车；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火车头只能拉500多吨，现在则可拉到850吨；新中国成立前，春节期间上海只可运走两三万人，最多时虽可达5万人，但这是在不顾旅客安全的情况下运走的，现在则可运走6万人。”社论又说到了航运：“再以轮船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华东区的轮船都被蒋匪带走的带走了，破坏的破坏了，但三年来，轮船的吨位就比接收时增加了三倍以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到宁波的轮船开始只有一只，现在就增加到三只。”然后得出结论：“在上述情况下，泛指铁路和交通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官僚主义，乃是不对的。” 　　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为何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的问题，社论进行了说明，指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正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此外是建设飞跃发展的必然现象。具体原因有三个：1. 人民生活已经改善，往年春节不回乡的人，今年也要回乡看看了，这部分人估计占了去年回乡人员的三分之一；2. 国内建设器材和城乡物资的运输，以及国外频繁的贸易，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而目前的交通运输工具已经发挥了最大的潜能，货运、客运在平时尚能兼顾，到了春节客运就难以胜任了；3. 美国正在扩大侵朝战争，蒋匪又正在沿海一带窜扰，政府为保障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