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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格局新变化依法行政论文 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进入了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当前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较好的时期。俄美元首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互访，共同揭开了俄美关系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同意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即到2012年底以前将各自战略核弹头数额削减到1700～2200枚。(注：《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该条约达成时间之短和裁减战略核武器数量幅度之大，在双方裁军史上都是空前的。双方还签署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宣布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告结束”，双方以此为起点“走上了21世纪新关系的道路”。(注：《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宣言确立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基本框架，两国商定将采取措施扩大反弹道导弹领域的透明度，探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决定在对付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非传统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俄美在反恐战争中进行的深入和全面合作，是两国提升关系的突出表现。俄罗斯的合作与支持是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基本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也得到提升。2002年5月28日，北约—俄罗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首脑会议，发表《罗马宣言》，决定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双方在对方首都或总部建立常设机构，正式将“19+1机制”提升为“20机制”，这意味着双方进入“新型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在新型关系框架下，双方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以平等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即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危机处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海上营救、民事突发事件、防务改革、应对新威胁与挑战等领域，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都具有“均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型关系即20国机制的建立可能改变欧洲安全格局，“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注：陈玉荣：《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第25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与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在2002年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获得了举办2006年八国首脑会议的殊荣，也表明俄罗斯从八国集团的准成员转为正式成员。综上所述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相互关系步入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新时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把对华关系定位于由“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朋友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明确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两国恢复了战略对话、人权对话和两军接触与交流。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南亚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第一次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并采取措施切断其在美国的财援。中美关系不仅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到以接触和对话为主的正轨，而且双边关系水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克林顿时期。中国与俄罗斯频繁举行高层接触与互访，推动中俄关系大步前进，全面发展。现在中俄经贸关系、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深入发展和成熟、稳定的新阶段。中国同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大国关系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和适应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国利益交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现实与需要，而其主要原因则是恐怖主义的突起和反恐战争的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大国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9·11”事件和反恐斗争背景下，有三大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其传统的大国政策思维：第一，美国对其主要安全威胁的再认识。“9·11”之前，美国认为，对其安全主要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来自于非西方大国即中国、俄罗斯，在遭到“9·11”惨重打击后，美国猛醒，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其真正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从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把打击和清除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和重点。第二，主要矛盾的转移。冷战后，美国一直把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矛盾视做主要矛盾，并根据这一判断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与行动。“9·11”事件表明美国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美国这才认识到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并据此重新展开其国家对外战略布局，而把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