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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台湾医师杀妻案”的法律评析 　　摘 要 兼具医师及丈夫双重身份的当事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其妻病痛发展直至死亡，学理上对该种案件存在无罪论及有罪论两种观点，其中有罪论又包含“故意杀人罪说”及“遗弃罪说”。“故意杀人罪说”对于当事人作为义务来源无论是从夫妻关系亦或是医患关系角度出发，都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遗弃罪说”则有违我国遗弃罪犯罪构成标准。因此，当事人的行为可受到道德责难，但本着罪刑法定的原则，其行为不应纳入刑法规制领域。 　　关键词 故意杀人罪 夫妻关系 医患关系 遗弃罪 作为义务 　　作者简介：夏颖芸，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和经济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76-02 　　一桩“台湾医师杀妻案”，伦理与法理纷繁交杂，引发各种争论。普通民众通常基于朴素的情感认知表达看法，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应受严惩，但有时这种义愤或批判不一定能将事件引向理性化的道路，它既有可能进一步牢固规范的理论基础，也有可能会蛊惑人心，此时，依照规范、可操作的法律来对其进行严谨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案中，当事人的行为在事实上我们并无太大异议，但因其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法律评价上的模糊性：是否纳入刑法规制领域？如若纳入又该如何定性？这些问题无一不牵动着刑法中各类细枝末节的问题，其中尤以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方式和义务来源为甚。按照我国犯罪构成规格的技术套路而言，当事人的行为似乎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但随着笔者一步步考究，终于揭开了掩藏在此桩案件道德迷雾下的“法律真相”。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对案情进行详述，然后主要围绕不作为义务来源来阐述该案中医师并未实施杀人的危害行为，同时得以否认“故意杀人罪”一说，最后，对“遗弃罪说”的定性观点进行简要评述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案情详述 　　被告简某为一名医师，与汤某于1994年公证结婚。其知晓汤某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服用类固醇等药物，简某便兼以专业医师的身份，照顾汤某并为其主治医师之一，使汤某得以在幸福生活中控制病情。简某于1995年与许某密切来往后，逐渐觉得照顾汤某非常辛苦。在1995年7月间汤某右乳房有不正常分泌物及出现硬块情况下，简某以“不用担心”回应汤某的求诊，并使汤某不疑有他，致使汤某延误向其它医生求诊的时机。1996年初，汤某右乳房流出血丝，乳头涌出鲜血，简某摸触后，又故意不当一回事称其无大碍，使汤某再失去实时诊治的时机。等到汤某自觉不妥要去乳房专科时，简某仍予以禁止并继续给予无关之类固醇药物服用。拖至1996年底，汤某乳房疼痛愈发严重。简某此时公然与许某举行订婚仪式，置其妻汤某生死于不顾。1997年3月间汤某病倒送至就医急诊，赫然发现已罹患乳癌第三期，其存活率已自第一期之83%降至第三期之40%以下。汤某已危在旦夕之时，简某更以有重大难治之疾病为由相逼而提出离婚要求，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明显有置汤某于死地的犯意，涉犯刑法杀人未遂罪提起公诉，最后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构成杀人未遂罪。被告人随后提起上诉至台湾高等法院。 　　二、医师不否负故意杀人之刑事责任 　　“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这句话对每个法律人而言都是耳熟能详。反映在刑法领域，它直观的道出了危害行为在整个犯罪构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在本案中，被告人简某看似消极不负责最终导致了妻子汤某的死亡，但这究竟是“当为而不为”还是“无需为”，成为了本案的争论焦点。对于此案中简某的作为义务来源，目前存在三种说法，分别是：无作为义务来源，以夫妻关系为义务来源，以医师职务业务要求为义务来源，笔者持第一种观点。下面，笔者将对后两种观点进行剖析，以佐证其不当负故意杀人之刑事责任的观点。 　　（一）夫妻关系并不产生救助生命的义务 　　一些人认为，被告人简某作为汤某的配偶，因夫妻关系而产生救助义务。该观点的理论依据通常如下：首先，汤某的作为义务来源是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的扶养义务，既然法律规定了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那么从立法本意及法理精神出发，可以得出——相对于扶养的义务，夫妻间的救助义务明显更具有重要性。其次，基于社会公共风俗与道德的要求，夫妻作为具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对其相互的义务要求显然要高于普通人，要求其负担救助生命的义务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常情、常例”。 　　笔者认为，上述肯定之说始终是建立在对于法律的当然理解之上，且不免是扩张解释之嫌： 　　其一，《婚姻法》中的扶养仅指被扶养人在生命延续过程中获得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不可扩张至对生命的救助。婚姻法中的扶养是指夫妻之间的一方对其配偶负有提供生活供养责任的法律关系刑法中遗弃罪的扶养义务是行为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