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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投资者为最高利益 　　股灾催生的监管者 　　与英国证券行业自律为主的传统相似，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的证券和期货市场不受政府监管。只靠香港交易所和行业协会制定规则，进行自律监管。直至1973年～1974年间，香港爆发股灾，港英政府才制定证券期货业的规管法例。当时执行有关法例的，是两个非官方的监察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证券及期货交易事宜。政府内部只成立两个办事处，分别为两个委员会处理行政事务。此后十年，虽然香港与国际证券及期货市场均迅速发展，然而监管架构大致保持不变，直到1987年，股灾再次爆发。 　　其实，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的政治前景转趋稳定，楼市及股市在1985年至1987年节节上升。但是，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然大幅下跌，带动亚洲股市在随后的星期一（10月19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出现恐慌性抛售，香港恒生指数在当日下跌超过400点。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李福兆在获得当时财政司同意后，宣布香港股市停市四天，至10月26日重新开市。这是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中唯一停市的。结果开市之后，恒生指数再下跌超过1100点，堪称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股灾。 　　这次股灾显露了自律监管架构的不足之处。为了进行反思，港英当局成立一个由六人组成的证券业检讨委员会，由戴维森（Ian Hay Davison）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深入研究香港证券业的规管架构和制度，并提出改善措施，以免1987年10月的股灾历史重演。 　　1988年5月，证券业检讨委员会发表著名的《戴维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指出，此前的两个非官方委员会缺乏明确的工作方针，以致未能有效地执行监管。他们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监管措施以防患未然，但实际上却是消极被动、后知后觉。而系统内的办事处更是资源不足，以致未能对高速发展、急剧转变的香港市场作出妥善的监管。 　　于是，1989年5月，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香港证监会成立。从此，位于皇后大道的香港证监会，目睹着股海沉浮，也见证着无数人的喜怒悲欢——从小股民到大商家，从家庭主妇到无良中介，从专业人士到政人墨客，无不徘徊在金钱游戏的诱惑与法律规则的高压线之间。香港证监会从此肩负起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重任。 　　层出不穷的新型证券犯罪 　　近年来，香港证监会面对的违法犯罪现象呈现出许多新鲜样态。 　　一是来自内地的企业造假。随着内地和香港证券交易往来密切，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时常有内地民企伪造财务数据去港上市，并用重金诱惑保荐机构协同造假。据报道，近两年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内地民企中，竟有20%暴露出上市造假、业绩捏造、违规融资等问题。如欧亚农业、上海地产、远东生物等相继被曝光和停牌。对此，香港证监会选择了清查到底。和沪深交易所一样，港交所能给予的最严厉处罚，也不过是公开谴责。而香港证监会则手段强硬，不但停牌处罚，还全面向内地寻求司法协助，追究内地民企的刑事责任，将涉嫌造假的上市公司高管送进监牢。 　　第二类新型犯罪是网络证券犯罪。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盛行，时常有人在网上扮演股神，组建投资交流群组，骗取会费。此类案件最有名的，当属2010年的卢锦聪案。2010年的4月至11月间，卢锦聪为了谋利，以Peter Sun的名义在Facebook上设立私人讨论群组，向群组成员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意见，并收取每名群组成员每月300元的费用。香港证监会在接到举报之后，指控他无牌经营证券业务罪，法庭随后判令罚款2万元及80小时社会服务。 　　第三类则是金融衍生品的违规销售。许多证券推销员，为了完成业绩，违规将结构复杂、风险畸高的衍生品推销给不适格的投资群体。这些产品通常以“稳定保本”的方式包装，但由于其基础资产往往已经风险极高，根基不稳之上的结构化产品更是有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金融危机中，这类产品一夜之间变为废纸，让许多香港人吃尽苦头，血本无归。 　　第四类是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比如，1999年至2002年的“蔡斌操控期货价格案”便是一例。蔡斌原为德盛期货有限公司及创新期货有限公司的代表，通过“超凡”的操盘手法，在恒生期货指数开盘之前多次于多点位下买单与卖单，以判断开盘后可能出现的价格。判明价格走向后，他再集中于开盘前一刻“砸盘”下单，推高或压低价格，从而在开盘后套利。虽然香港证监会以行政处罚令判罚其扰乱市场，但刑事诉讼始终不顺利，法官认为虽然蔡斌有获利的意图，可是操控市场的证据尚不充分，故判刑罚不成立。证监会不断上诉，直至2012年才推动有罪判决成立。 　　面对这些违法违规，香港证监会的执法手段其实是有限的。虽然其可以向法庭申请搜查令，请任何人到证监会会谈，被邀请会谈者必须配合，且不享受刑事嫌疑人的沉默权。获得足够证据后，香港证监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