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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地方税收体系 　　地方税制缺失已经成为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完善的一大瓶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性。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是个渐进的过程，应以效率、公平、征管便利和收入充足为总原则，多方位地充实地方税收收入，构筑合意的地方税体系，包括推进房产税和资源税改革，研究开征地方零售税，为地方政府打造主体税种；调整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共享方式，提高地方分享份额；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政管理权限。 　　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根据各类企业依法纳税公平竞争、中央与地方依税基配置取得财政收入、事权与财权相呼应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这一改革以“经济性分权”跳出之前的“分类分成”、“总额分成”和“财政包干”的行政性分权局限性，确定了中国政府间税收划分制度的总体框架。 　　但是，当时分税制改革的主要侧重点是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基础上提高中央财政集中度，因此将税基大、税源充裕的主要税种中央分享大头，同时税收立法权限和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对地方税收体系的考虑相对不足。经过长期运行后，目前我国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方面已经累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亟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性，必然倒逼全面深化财税改革。 　　地方税收体系难题 　　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省以下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地方税制的建设严重滞后，没有一个清晰的地方税体系，缺乏具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主体税种，不得不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融资平台、土地批租收入等。这一缺陷对地方政府造成了负向激励效应，导致地方政府一系列的经济扭曲行为，成为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远远高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长期保持在60%-80%之间，在财政支出上也是如此。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能力，但却没有改变财政支出责任的配置关系，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远远无法满足其财政支出的需要。2012年地方本级收入为61077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达到106947亿元，地方财政自给系数仅为0.57，这意味着地方财政支出中将近一半需要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过于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容易引发寻租行为，而且地方政府在中央财政拨款的使用上，往往不像对待来自当地的收入那么有责任感，造成财政支出的效率低下。 　　国内归属地方的税种包括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虽多，但缺乏能提供长期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目前，地方税收体系中最主要的税种是营业税，但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部分属于中央政府所有。除营业税之外，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另外两个主要来源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共享部分。2012年地方政府取得的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分别为15543亿元、6738亿元和7572亿元，三者之和占当年地方税收收入（47317亿元）的63.1%和地方财政收入（61077亿元）的48.9%，这表明了地方财政收入对共享税的高度依赖。 　　在省以下政府间税种划分上，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能提供充足收入的主体税种本来就太少，在省、市、县和乡镇这四级政府间如何划分税种归属就更成为无解的难题，因此各地大多效仿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做法，对收入较高的几个税种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共享”，实为五花八门且时常调整的分成、包干，留给最主要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县（市）级政府——专享的只有一些零散细小的税种。 　　目前中国税收立法权为中央政府独有，而在税政管理权限上，中央政府将屠宰税、筵席税的开征停征权下放给了地方（目前这两税均已停征），将房产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但总的来说，地方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减免税权等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仅具有非常有限的管理权限。在这种高度统一的税收管理制度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无法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对税收制度进行调整，削弱了地方政府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使用财政返还等不规范的优惠手段，极易导致政府资金的滥用和分配的不公平。 　　地方税体系国际镜鉴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税制结构等因素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