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_2.docVIP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 培养干部法治思维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描绘了宏伟蓝图，但是蓝图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图景。只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才能在一砖一瓦的锲而不舍中建造我们时代的法治大厦。那么，努力方向应以何者为先、从何处着手？“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全会决定中的这句话可谓切中肯綮。 　　通往高度文明的法治中国，强调干部守法为何是一条必经之路？从执政能力层面来说，能否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执政方式法治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位党员干部能否依法行政；从社会层面而言，在“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中，“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领导干部能不能依法办事，将对群众是否能遵纪守法、全社会能否涵养法治信仰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其深意就在于此。 　　然而，应然的要求，一旦遭遇实然的现实，却往往让人感叹“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贪腐官员反省材料后发现，81.4%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也指出，“有的党员干部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看看触目惊心的数据，听听疾言厉色的劝诫，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确乎是一个任重道远而又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 　　如果说这些只是抽象层面的认知，那么具体案例则能给人更多触动。去年，河南省鹿邑县副县长李帮儒在执法过程中破口大骂，视频在网上瞬间爆红。“刘政(原县长)签字等于零”、“找谁都无所谓”……令人哭笑不得的狂妄语气中，何尝有半点对法治的敬畏？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其实反映了某种普遍存在的心态。一些领导干部总是用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认为法律是统治下属的工具，自己则不受约束，可以凌驾其上，享有“朕即国家”的特权。可以说，有特权意识，就没有法治思维；特权意识不除，法治思维难立。 　　一些领导干部无视法治，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痴迷于“人治”。在他们看来，法律程序限制太多，许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不如“人治”那样灵活应变、及时有效。殊不知，“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治所体现的程序正义，对当权者而言，是约束更是保护，是限制更是捍卫。如果选人用人都依据程序，是不是就免除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风险？如果财政支出都遵循制度，是不是就避免了挪用公款的危险？如果项目审批都合乎规定，是不是就消除了私相授受的隐患？想到这一层，就更能触摸法治所蕴含的治理能量、所释放的制度善意。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种铭刻，既有赖于庙堂之上的国家宣示，也需要每一位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法治的共同努力。科学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同志也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作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的论述。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从严治党推进依法治国、以依法治国保障从严治党的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纪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切实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水平，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党纪与国法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党纪与国法是统一于宪法之下的制度规范。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纪就是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忠实履行法定职责，有效抵御腐败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党内法规。国法主要通过对犯罪的惩治，对人权的保障，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党纪与国法都是贯彻实施宪法的基本规范，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依据。两者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党纪严于国法，党纪保障国法实施。《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指出，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然是先锋队，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约束。对于党员而言，这一身份决定了其不能等同于普通群众，不仅要遵守国法，更要遵守党纪。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可由公民自由选择的任意性规范，在党的纪律中，却被定为命令性、禁止性的义务规范。如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各地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案例，从法律角度来说，大操大办并不违法，但对党员干部来说，仅做到不违法还不够，还要严格遵从党的规定，受到党纪的约束。这正是党纪与国法的区别所在。党纪与国法的深层次关系，不仅止于前者严于后者，而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