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度背景、基础和路径.docVIP

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度背景、基础和路径 　　摘要：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是目前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主要特征，政府的公共利益目标和私人利益目标构成了政府干预的强烈动机，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础条件，政府主要通过融资渠道、投资机会、市场竞争和补贴优惠等途径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认为，针对政府干预形成的非效率投资，可以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市场层面寻求治理对策。 　　关键词：政府干预 投资行为 GDP增长 投资效率 　　一、引言 　　关于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存在“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假说。前者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逐利性，政府的主动干预可以矫正企业的错误行为，从而起到了扶持企业发展的作用。后者则认为，政治家们的目标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由于政府对于其所辖企业同时具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索求，可能通过政治干预的掠夺之手和监督经理及优惠待遇的帮助之手来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帮助之手”，也可能是“掠夺之手”。企业投资是企业理财的核心问题之一，企业投资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企业的投资活动往往会偏离这一目标，从而导致无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我国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既有来自企业内部方面的，如产权性质、股权结构、债务结构、预算软约束、经理层过度自信等，也有来自企业外部方面的，如政府干预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具有转型经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已有的研究文献多数集中在研究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没有深入研究政府为什么可以实现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以及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路径。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着重分析研究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实现基础以及干预路径。 　　二、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度背景与动机 　　（ 一 ）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 Khanna 和Palepu（1997）、Khanna和Rivkin（2001）等认为经济转型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虽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之外的其他制度性因素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企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在转型初期，这种影响更为关键。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国家的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投资效率离不开政府干预这一特殊制度背景。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并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权力配置方面过于集中，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过程中，分权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从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了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实行了放权让利、财政包干、承包经营、分税制、股份制改革等一些列的改革，各级政府获得了财政自主权和经济管理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而各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地政府所产生的税收、GDP增长、官员晋升等好处刺激着各级政府积极以“经济参与人”的身份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另外，在分权改革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获得权力的同时，随之也承担起了诸如就业、社会养老、社会稳定、教育等一些列社会责任，加重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而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政府在不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将财政上收，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很容易引发政府以“政治参与人”的身份将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强加于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尤其是投资行为中，从而导致企业投资行为目标的多元化，偏离投资的经济目标。政府甚至可能为了实现自身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干预企业进行一些丧失经济利益目标的投资行为，造成企业投资的非效率。与财政分权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集权，即中央政府在赋予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支权利的同时，采用政治集权来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和晋升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政府关于激励模式的改革，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官员晋升成为激励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有力工具。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通过干预企业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推动GDP增长成为官员谋求晋升的重要手段，而官员任期的界限性又迫使政府通过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来实现地方经济和GDP的快速、短期增长。周黎安等（2005）利用1980-1993间13年间中国大陆28个省（除西藏和海南）的数据研究发现各省GDP增长与地方官员晋升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既定的游戏规则会诱致相应的行为，推动地方GDP增长成为地方官员谋求今生的重要手段。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