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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饰 　　作者简介：俞敏（1992—）女，汉族，浙江省诸暨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摘要：女性服饰的变化发展，与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因此，女性服饰的变化发展，不仅受当时社会规范的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男性的需要。到了近代，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她们追求妇女解放，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废缠足、改良旗袍盛行以及女尚男装等新趋势，都体现了女性要求男女平权的思想。然而，到了当下社会，女性服饰的中性化趋势日益突显，女性追求平等进入了另一个极端。 　　关键词：女性服饰；社会性别；妇女解放 　　服饰自产生之日起，按照主要功能来划分，其变化发展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遮蔽身体，防寒御暑→适应生产劳动→区分等级身份→反映某些社会观念、政治观念的变化。这四个发展阶段表明，服饰的功能由其显功能向潜功能转变，亦即由实用功能向社会功能转变。 　　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与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阐述了“女性是后天养成的”。她认为，相对于男子，女性是它者，是第二性的。妇女是男子定义的，在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是客体，与作为主体的男子相对存在。也就是说，女性没有独立地位，她是依附与男性而存在的。因此，女性服饰的变化发展，既受由男性主导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也满足了男性的要求。 　　一、社会性别下的女性服饰 　　英国学者蔼理斯曾说：“带着雄性动物打扮的意味，什么时候女性才开始打扮呢？是女性失去了地位，需要哀求男人和让男人看自己时。因此，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于下风。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处于弱势，因此，社会权力由男性掌控，女性处于依附地位。正是男女两性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使对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身份与期待得以建构出来，由此形成了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对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 　　（一）社会规范对女性服饰的制约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男性处于社会的主体地位，掌握着话语权，自然也在社会规范的制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汉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女性的道德规范。由此而形成的封建社会妇女的服饰消费习俗，严格禁止妇女体型上‘性’的显露和挑逗。女性从脖子到脚尖，都要裹得严严实实。”在这样的道德规范之下，古代的女性服饰宽大严实，丝毫不能展现出女性的体态美。如果有人想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则会被冠以“伤风败俗”的罪名。 　　（二）男性审美标准对女性服饰的影响 　　男性的审美标准也会对女性服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俗语“女为悦己者容”中便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女性的着装打扮，往往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为立足点，去迎合男性对美的偏好。然而，古代社会中，男性对于美的标准，趋于病态，缠足这一陋习便是最好的佐证。明清时代有许多咏小脚的秾词艳句，如“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这种病态的审美标准，不仅是对女性自然之美的扭曲，更是对女性身心健康的摧残。 　　（三）炫耀性消费对女性服饰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明显。为了能够彰显出自己的雄厚财力，与普通民众拉开差距，巩固其统治地位，富有阶级往往会进行炫耀性消费。在古代社会，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也就是说，女性不具有独立地位，她们只不过是男性占有的一件物品罢了。因此，男性往往将女性视为炫耀自己权势、财富的东西。男性不仅要求属于自己的女性穿戴体面优雅，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还要求女性通过衣着打扮来为自己赢得面子。用凡勃伦的话来说就是，女性的分内之事，是在家庭之中产生“美化”的作用，并且她应当是家中的“主要装饰品”。 　　二、近代女性服饰变革与妇女解放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催发下，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高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把变革女性服饰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女性服饰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束缚妇女的枷锁。于是，他们要求服饰变革，废缠足、改良旗袍的盛行以及女尚男装便是在当时背景下，女性服饰出现的新趋势。 　　（一）废缠足 　　自宋朝起，女性缠足成为必须。“三寸金莲”成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这种病态的审美标准，不仅把女性当作玩偶，同时也严重地摧残着女性的身心健康。因此，清末民初开展的废缠足，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 　　清末开始，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废除缠足陋习，呼吁放足和天足。中华民国建立后，政府明令禁止缠足习俗。这项法令迅速得到了推广。到1920年，上海女界多属天足。1928年，北京的缠足者仅剩7000人，占当时北京总人口6.6‰。全国各地大致类似。缠足者的迅速减少，说明了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