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的生成和功能.docVIP

第二讲 文化的生成和功能 当我们断言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时，我们只是道出了文化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它是文化范畴的最高抽象。如欲对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回到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对它的发生或起源，以及功能等作出描述和解析，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内涵的文化范畴。 既然文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那么，揭示文化的发生机制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人的生成问题。任何时候，当我们静下心来，把思索的目光从变幻无常的外部世界拉回到人自身，人的生成问题或文化的发生问题总是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诱人的光芒的神圣问题。当我们沐浴在晨曦中注视着点缀在清新的、静谧的、温馨的自然之中的袅袅人烟，当我们伫立在夕阳下伴着在暮天上织锦的晚云和在溪水中流金的残日排遣着总也不能释怀的尘世情丝，当我们长跪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仰视着满天星斗遥想着造物的奇迹与伟大时，我们总是深深地感到人作为万物之中的一个“类”的藐小和对自我的无知：沉默无语、沉睡亿万年的大自然是如何从自己的怀抱里孕化出人这一万物之灵？而人又是如何从爬行中直起身躯把意识的灵光投射到未分化的、混沌的原始天地上？在古往今来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大概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人的生成或文化的发生更令我们激动不已，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而又乐此不疲。 著名哲学家康德把探索与认识“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戒律”作为自己的批判哲学的使命。他提出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 我能希望什么？而这三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都是围绕着人这一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展开的。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舍勒从精神和生命的统一去理解人，他强调：“自从我的哲学意识第一次觉醒以来，诸如‘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中的地位是什么？’一类的问题，便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更强烈、更集中地萦绕在我心头。”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人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离开了人所创造的和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生存。斯宾格勒反复强调文化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方位。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简单的自然时间的流程，而是人的生成与创造，历史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兴衰沉浮，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就没有任何历史可言。“由此可以得出一件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一件以前从未被承认的事实，就是，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它的最后的确定的形式，从而预示这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及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潜力的枯竭时，立即再度成为没有历史的。”可以说，文化构成各个民族的生存结构的内在的本质和基础。“可以绝对肯定的是：伟大的文化是起源于性灵的最深基础上的原始实体；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下诸民族的内在形式和整个表现是相似的，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创造者。” 或许同人有关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命定不会有终极的答案，而这大概又反过来构成人和文化的本性。关于文化的发生或文化的起源的问题无疑属于这样的问题。在以往的文献中，涉及到文化的发生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创说、自然发生说或模仿自然说、人类自身匮乏说、人类本质说或人类本性说等各种假设。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去具体评说各种解说的是非优劣，而想转换研究的视角，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人的生成和文化的起源问题？除了这一问题本身的魅力以外，很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希望由此更深刻地把握人的本质规定性或文化的本质属性。这样一来，我们就应当以现实的人的存在和文化为侧重点来揭示文化的发生或人的生成，因为，文化的发生和人的生成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实，而人作为一种存在确是一个当下的事实。对于历史的认识只能提供各种可能的假说，对于当下的事实则可能提出证伪性比较小的描述。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机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文化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性同自然存在的明显差异去推测人的发生和文化的起源，又从文化的发生和文化的起源的可能的解说来深化我们对人与文化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上述关于文化发生的各种假说，特别是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等，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把握文化的发生及其本质规定性。 一、植根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 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文化的人本规定性的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产生的根本途径就是超越本能或生物学的自然，建立一种自己特有的生存体系，建立自己的“第二自然”，这就是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化。其次，文化作为人自己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