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归属之争.docVIP

国画归属之争 　　画家指控商店侵权 　　纷争源于五幅画作。原告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刘旦宅教授诉称：1979年，友谊商店布置画廊，他的一幅《击鞠图》交付友谊商店出售。卖出后，友谊商店当时的负责人要求他再画一幅《天台仙踪》，说好待卖出后一起结账。 　　这位温州籍的大师愤愤然地说：“我以为友谊商店是讲职业道德的国有企业，不疑有诈。但是被告一直诈称未经售出。一直到1992年，被告在我‘未售出必须返还原件’的条件下，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两幅画件已于八年前售出。” 　　第二原告——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吴青霞女士诉称，她创作的《鲤鱼》、《芦雁》，也碰到了与刘旦宅一样的遭遇。 　　第三原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陈佩秋诉称，她于1978年委托被告友谊商店代售一幅《竹林鸭石图》，计24平方市尺。言明要付稿酬，然而迄今分文未得。 　　三位国画大师如此言之凿凿，令人不可不信。 　　1992年3月28日，刘旦宅等三名画师聘请上海国际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周汉民、陈雍两律师为代理人，向友谊商店递交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说：“由于被告置之不理，又于1993年4月27日再次致函被告，请被告约定会谈的时间、地点，以求本案在非诉讼条件下，比较体面地解决，否则不得不诉诸法律。” 　　周汉民律师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主委，当年他在上海外贸学院当教师，是兼职律师，他说：1993年5月6日，被告方曾主动提出双方当事人、律师于5月19日下午2时在友谊商店会谈，原告表示同意。岂料，在会谈前一天，被告托词因“参加上海市体制改革会议不得缺席”而拒绝会谈。原告建议在5月20日、22日、23日会谈，均被友谊商店拒绝。鉴于被告对还债毫无诚意，原告不得不提起诉讼。 　　刘旦宅、吴青霞、陈佩秋共同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同等尺寸的画幅，或依市价偿付售款；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负担。 　　显然，如果三名画师的指控属实，友谊商店隐瞒真情长达八年之久，不依合同约定履行还债义务，侵犯原告财产所有权，又一再拒绝谈判解决纠纷，显然有店大欺客之嫌。 　　商店强调国画属己 　　友谊商店立即作出反击，通过上海主流传媒郑重其事地声明：“友谊商店已通过合法方式有偿取得系争商品布置画的所有权。”同时明确指出：刘旦宅、吴青霞、陈佩秋三位画家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 　　友谊商店经理马导农对事实作了如此陈述：1978年5月至6月在筹建古玩分店时，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布置店堂；同时为了调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迫害的画家的积极性，通过友谊商店涉外商业主渠道，将中国现代书画打进国际市场，以达既为国家创汇，又为画家正名、扬名的目的。因此，当时刘旦宅、吴青霞、陈佩秋等画家欣然应邀前来创作布置画。友谊商店为此事支付了一大笔费用，为画家们创作布置画提供了种种优越的条件，准备了环境较好的接待外宾的场所，有专人接待刘旦宅等画家。商店为画家提供了笔、墨、颜料、纸、砚等。在此期间，还为画家提供了一日两餐丰盛的宴请，往返专车接送。画家来时，有的带着家属，商店同样给予礼遇接待。 　　马导农经理强调：“这些做法在1978年的历史条件下都是破例的。总之，友谊商店在请画家作布置画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作画的优越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提供在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员所无法得到的特需供应和好处。友谊商店是通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有偿形式，从而取得了刘旦宅等三位画家为友谊商店作布置画的所有权。这在当时书画界是有共识的。刘旦宅、吴青霞、陈佩秋为友谊商店古玩分店于1978年8月7日开业前画的布置画，友谊商店属于有偿取得，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指控友谊商店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画商与画家各执一词，针锋相对，通过媒体打起了“舆论战”。 　　“委托代售”成立吗？ 　　1994年2月24日上午9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这起引人关注的画家与画商的纠纷案。 　　刘旦宅神情庄重地端坐于原告席上，另两位原告吴青霞、陈佩秋没有出庭。友谊商店的法定代表人马导农和诉讼代理人杨肇业律师到庭应诉。被告的另一位代理人傅玄杰律师因出访香港，故改由友谊商店分店副经理汪龙生代理。 　　刘旦宅等三名原告诉称，他们所作的五幅画是“委托友谊商店代售的”，与商店“构成口头形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强调原友谊商店职工董扬金可为此作证。 　　友谊商店则断然否认。审判长传证人董扬金到庭作证。 　　董扬金慷慨激昂地作证，承认原告与友谊商店之间有“口头协议、委托代销”的关系。他还自称：“我是约请画家作画的第一经办人。” 　　“第一经办人是什么含义？”汪龙生质问董扬金。 　　董扬金答：“我是联系的，组织上委托我联络，是我一个人。”说完之后，他沉思片刻又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