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docVIP

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 　　产业政策的迷思 　　目前在美国，要求出台这样一项新产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某项科技有助于提升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就对其早期开发提供补贴。但我怀疑，政府部门到底有没有能力发挥指导作用，把应用研究计划引向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上。不少企业家和投资人急着想开发出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不过，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而不是纳税人的钱来冒险。 　　著名的国家科学院成立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政府在民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该报告支持出台产业政策，由政府来扶持科技开发。该小组在报告里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包括联邦政府成立一个“民间科技公司”，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应用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也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我并不赞同这个建议。当然，该小组进行的讨论要比大多数其他的相关构想更加明智。 　　我认为，由政府来支持科技发展的做法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会鼓励手头上有新计划的企业或产业在政治上展开角逐，以争取到纳税人的钱来支持自己的计划。这样一来，政治人物会青睐于那些比较讨好的计划，而对那些研发周期较长的科技计划避而远之。 　　亚洲模式 　　西方国家曾经由政府扶持新科技的开发，但相关经验并没有有效支持这种产业政策的理念。美国在1980年，也就是能源危机发生几年以后，成立了一家合成燃料公司，希望能开发出石油和煤炭的替代能源。但是，国会并没有料到油价后来会大跌，也没有想到支持替代能源政策的政治力量会迅速消失。该公司在1986年就黯然停止营运。 　　英、法、德三国也曾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成立空中客车公司，希望能靠这项合作计划提高其生产先进飞机的科技基础。在连续几年亏损运营后，该公司终于可以卖出数量还算合理的飞机了。不过，这项计划到底对这些国家的科技基础有多少贡献，则令人怀疑。法国和英国此前也曾经合作开发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客机，但同样很糟糕。 　　支持新产业政策的人会说，不要管这些失败的例子，应该看看亚洲国家成功的范例。新加坡就因为把高科技开发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轴，而受到不少赞许。新加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率，就达6%以上，这是毋庸置疑的。 　　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制造业基地。当时只有简单的纺织业，但后来便快速升级，先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基本电器开始，然后进入电脑半导体等高科技电子产品。最近几年，新加坡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地位，而生化科技已成了新的发展目标。 　　说得好听 　　主导新加坡的制造业项目快速转变的是政府政策：政府为推动高科技的发展，明确规定，凡是属于重点产业的外商公司，都将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新加坡政府还向外商公司提供长期的税赋减免，降低税率，控制工会组织，并帮助解决劳资冲突，同时还提供其他一些优惠措施解决劳资争议。 　　不过，在这些傲人的数据和炫目的产业背后，却有个不怎么起眼的现实：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温·杨（Alwyn Young）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自1960年以来，新加坡整体制造业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该国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虽然快速增长，但几乎完全是由于政府对在当地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优厚的补贴后，股本扩大所造成的。这些外商公司经营得都很不错，但对提升新加坡经济的生产率，却帮助不大。 　　中国香港是亚洲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商港，它过去并没有什么产业政策，但人均收入的增长却同样快速。杨的研究显示，香港即便没有产业政策，但近年来不仅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本地制造商的数量也快速增加。 　　倡议出台新产业政策的人，一定会提到日本。不过，日本在研究开发方面所投入的资金里，有70%是来自民营企业，这个比例比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都要来得大。我相信日本通产省及其他政府单位，在主导科技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过分渲染。日本政府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大，如同日本政府对东京股市没有多大的操纵力一样。 　　很多人提出倡议：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上述新产业政策就是这些倡议中最新的理念。有人认为，政府所支持的研发计划应该侧重于不具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方面，而民营企业则应该把资金投入到具有获利能力的科技上。这种说法颇为动听，但我们可不能上当受骗。 　　不制定产业政策，就是最好的产业政策 　　自1973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多是处于衰退状况。在这期间，利益集团得以动用其政治影响力来获得政府补贴、有利的法令及其他方面的政府协助，从而做出调整来适应不利的经济环境，这些集团包括农场主、实业界人士、企业主管及劳工等团体。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这些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政策造成影响。不过，政府对经济活动拥有控制权的国家，往往也是利益集团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这样的结论，让人怀疑政府大量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