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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与人民调解的结合 　　摘 要 小小鸟调解委员会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授予民间非政府组织以人民调解员的资格，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新型的合作主义巧妙的结合了民间组织的热情和行政机关的权威，在调解打工群体劳资纠纷的实践中，效果远比仲裁或其他的司法解决途径更加的理性和高效。原因在于小小鸟在调解过程中对社会规则的熟练运用，对法律规则的拒斥。在面对社会结构断裂，纠纷类型多变化，群体纠纷日益增多的境况下，将游离于政府、法律和诉讼等正式机制之外的NGO融合到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内，对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大调解”机制具有现实的力量。 　　关键词 小小鸟调解委员会 行政力量 衔接 　　作者简介：刘晨，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87-02 　　霍布斯就曾认为没有“利维坦”这样的强力组织，社会必将陷入永远的战争状态，人们的行为也将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 现代社会也不是如法律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不靠法律一刻也不能活，初民社会就可以不靠法律而良好有序的运转。美国法社会学家埃里克森就为此做了最好的证明。其研究表明：在美国夏斯塔县村民化解因牲畜引发的种种纠纷的过程中，他们运用的都是些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法律规则。 　　信访浪潮和法院日益增加的审判压力，使得政府和法院系统都在创新社会管理层面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在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利益群体为实现利益诉求引发的纠纷表现出了数量大、参与人员多、行为比较激烈以及负面影响严重等特点。社会矛盾的增多，纠纷发生的多维性，使得有效的化解矛盾平息纠纷，构建和谐社会成为重大的社会管治问题。 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非对抗的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创造了宝贵的“东方经验”。 　　大调解机制在主张“能动司法”的基础上，强调以调解手段解决纠纷，注意加强调解机制建设，实现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并用与联动。小小鸟调解委员会是在小小鸟调解热线的基础上与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司法局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的专门致力于打工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的非政府组织。截止至2011年10月，从2004年8月24日小小鸟调委会成立截至2010年11月30日，我们已经累计服务共计2，306天，解决来访求助2，418件，其中讨要工钱1，691件，法律咨询727件，累计涉及24，961人，从调委会成立至今累计帮讨回被拖欠工钱共计￥86，974，703.95元。 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的高调解率是建立在对社会规则的娴熟运用基础之上的。从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的例证我们可以发现，调解合作主义正以力量整合的形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作用。所谓整合就是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以实现一种纠纷解决的强制性和整合性的均衡。 　　一、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经验 　　小小鸟调解委员会所调解的纠纷多是农民工劳资纠纷。小小鸟调解的工作流程一般是，寻求帮助的当事人如果身居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北京、沈阳、深圳），接线人则会请求其来办公室详谈，并携带相应的证明材料。在了解了事情的单方真相后，电话和资方核实情况，了解对方的反映，寻求调解的必要。在必要的情况下，调解员会直接到资方的现场调解。涉及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案例往往会协同记者一起出现场。向劳动部门投诉或是委托律师提起诉讼，则是小小鸟不愿应用的最后一招。在调解的过程中，调解人会刻意的凸显自己的官方身份，对资方以情动人。小小鸟多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切入，并且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重视每一个细节，力争将纠纷化解在无须诉讼的阶段。在社会规则场域，确认争议事实主要依靠生活常识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法律的规则的掌握。即使在法律规则场域，纠纷也并非全部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各方和调解人通过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实现合意，进行法律阴影下的调解。在法律规则场域下的调解，尽管诉讼并未发生，但是各方当事人都在衡量诉讼后可能获得的利益和支出。在收益和成本逐渐确定的情况下，调解人可以引导纠纷双方达成和解。调解的过程中，法律规则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人际交往中的其他利益关系和需求同样是权衡的对象。 　　二、NGO（非政府组织）在调解中的应用 　　民间调解是指在非司法性和非行政性的民间组织、团体或个人主持下进行的调解。 在以往的视角中，政府是管理社会的唯一主体，但是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亟需新的社会基础——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传统的矛盾不断增多，新型的纠纷大量涌现，纠纷化解的“政府单力解决模式”无法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