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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健讼”与“好讼”现象的成因分析 　　摘 要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健讼”之风与“好讼”现象不胜枚举，并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本文认为，导致“健讼”与“好讼”的原因有很多，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紧张、讼师与胥吏的推波助澜、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风“健讼”、“好讼”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 健讼 好讼 古代中国 　　作者简介：栗铭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11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林清丽，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17-02 　　人们一般认为，“无讼”、“厌讼”是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却显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健讼”之风与“好讼”现象不胜枚举，并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间社会的“健讼”与“好讼”？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商品经济发展，人们权利意识提高 　　大多数的讼争，都以经济利益为其基本内容，而通过对“健讼”相关史料的梳理会发现，大致从宋代以降，“健讼”与“好讼”现象主要出现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追求经济利益是人们之所以争讼的根本动因。 　　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商品经济的繁荣，民间经济利益呈现出多元纷呈的局面，“好讼”之风随之兴起。宋代以降，尤其在江南地区，争利兴讼之风为世俗所尚，所谓“鼠牙雀角，动成讼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其《秋怀诗》中就曾写到：“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 　　商品经济下的私有财产观念对“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道德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健讼”、“好讼”则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可以说，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直接导致了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而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又成为民间社会“健讼”、“好讼”风气流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人口膨胀，资源紧张，人们出于生计而争讼 　　古代中国民间大部分的争讼属于财产、田土争讼，而在此类讼案中，当事人对簿公堂，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口膨胀与资源紧张所引起的。 　　如宋代，据有关学者估计，到宋徽宗时期，宋代人口几乎达到汉唐人口的两倍。豍而宋代的疆域，却比汉唐小得多。 　　如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国的人口突破了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达到了3亿，到道光二十年（1840）达到了4亿。而这些新增加的人口又主要分布于东南一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豎 　　人口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其情形如清人汪士铎所记载：“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豏而资源枯竭又将导致如下后果：贫穷和生活质量的下降；血缘关系的淡化；生存空间的缩小、拥挤以及生存压力的加剧所引发的情绪烦躁与摩擦增多等等。这一切势必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纠纷和诉讼的增多。 　　清人蓝鼎元《鹿洲公案·兄弟讼田》记载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故民陈智有二子，长阿明，次阿定，少同学，壮同耕，两人相友爱也。娶后分产异居。父没，剩有余田七亩，兄弟互争，亲族不能解，至相争讼……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案中兄弟二人，成家前“相友爱”，成家后“相争讼”，原因何在？从材料可以看出，这两兄弟成家前，全家大概有四口人与七亩田；而两兄弟各自成家后，双方都有两个要到成家年龄的儿子，但是七亩田地并没有加增，这种情况下的兄弟争讼，便属于当事人对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争夺。 　　所以，中国古代民间争讼的存在，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风“健讼”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背景下，百姓出于生计的迫不得已。 　　三、讼师及胥吏的推波助澜 　　除了经济发展、人口膨胀等因素的作用以外，“好讼”、“健讼”的产生与发展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从中推波助澜，这其中，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唆使人们讼争的讼师与胥吏值得关注。 　　关于讼师。由于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讲求书面主义的原则，打官司如果没有状词，案件将不被受理。而且，状词本身只有合法律合情理、得到长官的认可，当事人才有胜诉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完成诉状便需要通过专业的人士。而“讼师，是指受人聘请代写诉状，也就是在法庭外帮助刑、民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人。” 　　讼师这个职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邓析，“好刑名，巧言善辩……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豑，可称得上是后世讼师的鼻祖，而当时跟从邓析“学讼者不可胜数”豒。到了宋代，随着民间纠纷的增多以及法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尚讼”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