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阶段“社会危险性”认定之细化.docVIP

审查逮捕阶段“社会危险性”认定之细化 　　摘 要 新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就公安司法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刑诉法列举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及如何准确判断或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等问题做出更加细化的标准，这无疑给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决定强制措施重新带来了困惑，也助长了办案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泛滥。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意图和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对“社会危险性”五种情形认定作进一步细化。 　　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审查逮捕 社会危险性 强制措施 　　作者简介：黄晖，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279-02 　　在审查逮捕阶段，“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是办案人员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判断需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依据，直接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切身权利的保障。尽管新刑诉法以明文列举的方式对社会危险性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细化，但该五条细化条文在形态迥异的个案面前仍显宽泛。在此，笔者结合批捕工作实践，对如何具体认定社会危险性进行粗浅探讨。 　　一、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解读 　　（一）“社会危险性”文义解读 　　一般来说，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客观现实可能性。这里的“社会危险性”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和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原因和结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逻辑联系，这种危险性是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判断得出的，具有可证明性。①哪些漫无边际的臆断和虚无缥缈的猜测绝非我们所说的“社会危险性”。但另一方面，“社会危险性”又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既有可预知性，也有不可预知性，在外在因素或内心认识的变化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害刑事诉讼或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状态也会随之而出现或消失。 　　（二）“社会危险性”法条解读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上述条文中，逮捕三要件中“证据要件”和“刑罚要件”继续延行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而“必要条件”即“社会危险性要件”则细化为五种情形。根据条文的理解，逮捕“社会危险性要件”的适用必须同时符合二个层次，即犯罪嫌疑人首先具有社会危险性，其次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不足以防止这种危险性的发生，二者缺一不可。根据危险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危险性”划为两种，一是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性，属实体法上的危险性，侧重于从刑事实体法上保护法益免受侵犯，如（1）、（2）、（4）项；二是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性，属程序上的危险性，如（3）、（5）项。 　　二、“社会危险性要件”司法适用现状 　　2010——2012年某基层院批捕及判处刑罚数据统计表② 　　由上表可知，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必要性条件规定较为模糊，虽然引入“社会危险性”概念，但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也没有确定判断标准，以致实践中逮捕适用过度扩张，批捕率、捕后判轻刑比率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危险性是采取逮捕或取保候审等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无逮捕必要”的直接标准，虽然修改后的刑诉法虽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进行了细化，但该种细化仍然过于宽泛，实践中，案件形态的多样性使得有限的制度供给和无限的案件需求之间产生巨大鸿沟，司法人员只能依靠主观判断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 　　第二，公、检两家对案件质量考核标准不一，导致实践操作上做法不一。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从自身需要出发，制定本系统内部的刑事案件考核质量办法。在公安机关内部考核中，已拘人的报捕率成为考核任务，一旦出现不捕情形带来的是直接利益上的影响。检察机关虽然不受批捕率高低的影响，但若因作出“无逮捕必要”不捕决定后協生了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的发生时，影响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及公、检两家协调配合程度。 　　第三，实践难题导致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适用率低。实践中，构罪即捕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外来人口的适用上，虽然立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并未“加难”外来人口，但在具体操作中，外来犯罪嫌疑人适用非羁押措施难已成司空见惯的实践存在，采取羁押等强制措施将外来犯罪嫌疑人送至看守所羁押成为了最简捷、高效和安全途径。 　　第四，基于多种因素，办案人员缺乏对于社会危险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