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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涔：大学校长要争历史地位 　　“做一个大学校长，就要争自己的历史地位，”李嗣涔先生说，“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 　　大学作为学术的“象牙塔”，曾经备受社会尊敬。但是近年来学术丑闻、校园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出现，让内地大学成为社会的批评对象。人们对大学校长的整体评价很低，中国呼唤真正的教育家。 　　今年62岁的李嗣涔，曾担任八年台湾大学校长，直到去年才卸任。在他任期内，台湾大学跻身多家国际权威的大学排行榜前列，并位居两岸三地大学的首位。 　　日前，在北京参加“觉性科学论坛”期间，李嗣涔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大学自治、大学功能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大学自治’就是让大学自主，除非大学有违法的行为。”李嗣涔说，“政府不能干涉学术，教学和研究都是大学自主的事务。” 　　在李嗣涔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一直在改变，任务不断加重，“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就是：教育、研究、服务、创新”。 　　李嗣涔和大陆教育界交流很多，他看到现在内地大学不缺钱了，学术成果也多起来了。不过，他也注意到内地的大学里存在行政化问题。 　　而在台湾大学，人们把教学研究当做最主要的事情，找行政主管要靠拜托，“因为这影响教授的学术研究。教授在世界同行之间被认可是因为学术，而不是行政职位。” 注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财经》：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陆名校相继公布了章程，成为教育界的新闻，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那么，台湾大学也有章程吗，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嗣涔：当然有，我们称为“组织规程”，因为台湾地区的“大学法”里规定，大学必须要有组织规程。各校自己拟定，校务会议通过后，送“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审查有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之处，文字是否妥当，发现问题要求大学修改。一旦批准，“组织规程”就是大学的宪法，必须遵照执行。 　　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规定了组织结构，校务会议产生原则，校长、院长、主任的产生方式，等等。在“组织规程”之下，我们还会制定一系列的细则。 　　《财经》：那么，台湾大学的“组织规程”是什么时候开始制定的？ 　　李嗣涔：20多年前就制定了，后来修改了好几次。例如，我的前任陈校长上任后进行了修改，明确台湾大学校长可以连任三届，每届四年。其他大学多是两届。 　　《财经》：台湾大学校长是通过什么程序产生的呢？ 　　李嗣涔：“大学法”对此有规定，各大学在不违反“大学法”的前提下制定出详细程序，载明在“组织规程”里。 　　以我本人来说，当选校长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校务会议投票选出一个15人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做初步筛选。有意担任校长者把自己的资料送该委员会，过半数通过。当年与我一起的有八人，遴选通过了六人；第二个阶段，校务会议投票，校务会议有几百人，也是过半数才通过。我们六人有两人通过；第三阶段，报送“教育部”，“教育部”再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从大学报送的人选里选一个出来，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 　　去年到我卸任的时候，台湾大学又根据“大学法”修改了校长产生的程序。第一阶段的“遴选委员会”扩大了，由学校的老师、社会公众人士、校友、职员和学生组成，“教育部”也派三个人来参加，共同组成为21个人的委员会。他们选出来以后再交给校务会议，三分之一通过即可，然后送“遴选委员会”最后投票选出一个，所以基本上算是两个阶段。现任校长就是这样产生的。 　　《财经》：在台湾大学的历史上，有没有“教育部”指定校长的情况？ 　　李嗣涔：20多年之前，也就是在台湾还没有民主化以前，台湾大学校长都是“教育部”指定的。 　　《财经》：“教育部”指定校长人选，如果学校不满意怎么办？台湾大学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学生排斥或者驱逐校长的事件？ 　　李嗣涔：也没有，因为台湾大学是很敏感的，“教育部”一定要东想西想，确定可以接受的才会派过来，指定来的人多少也是有点身份地位的。 　　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大学是第一个用校园民主方式产生校长的大学。陈维昭先生是第一任民选校长，我是第二任。 　　《财经》：您是电机工程学学者，也是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会士（IEEE Fellow），在该领域有一定声望。您当校长八年，对自己学术上也是很重大的损失吧？ 　　李嗣涔：没错，当校长确实太忙了，不可能去上课，学术研究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校长是有历史地位的，值得做出牺牲。研究也要做，否则等校长下来，学术也就全完了，非退休不可。我因为没有中断过，所以卸任后还是继续做学术研究。 　　《财经》：在中国大陆有这种情况，大学校长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学术资源。 　　李嗣涔：在台湾大学很难，所有眼睛都看着你，我要公平地支持所有的人，不能徇私舞弊。 　　当校长的心态、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人成就事小，学校成就为大。我希望学校好，如果整个学校搞不好，人家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