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制度环境与OFDI.docVIP

浅析中国制度环境与OFDI 　　【摘要】随着我国OFDI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制度对OFDI的影响。本文则通过研究制度环境与OFDI之间的关系，揭示我国OFDI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促进我国OFDI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制度 OFDI 差别待遇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呈现高速增长，规模也迅速上升。根据商务部的最新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国内的投资者共对世界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海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完成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中国已经从FDI东道国，对外贸易大国发展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OFDI发展水平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OFDI流量水平较高，内陆地区的OFDI流量水平则普遍较低。同时，目前关于OFDI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的基础上。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差异巨大，中国的OFDI有着若干不同于发达国家的OFDI特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非对称性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及驱动因素等。然而，目前的跨国投资理论对OFDI行为的解释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投资经验，强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是企业拥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所以根据西方国家的传统的跨国投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行为。所以，有效地解释中国OFDI的发生机制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并且正确认识中国的OFDI的发展机制也拥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利用资本的国际转移，把国内相关的商品生产过程由本国转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跨国经营的企业嵌套于母国与东道国的双重制度结构中。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涉及到一国的经济、政治、法律以及社会制度等很多方面。目前，学术界对中国OFDI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关于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的研究。Buckley et al.（2007）利用1984～200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的区位因素，得出了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因素负相关；韦军亮、陈漓高（2009）在对收集的样本国家进行研究时，发现高政治风险的东道国更容易受中国的OFDI的青睐。进而判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中国跨国公司独特的竞争优势，以及部分跨国公司的盲目投资；Ramasamy et al.（2012）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两大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大多是政治风险较高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私有企业则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 　　第二大类是关于OFDI与溢出效应的研究。Bitzer和Gorg （2009）采用OECD17个国家相关方面的数据对OFDI的溢出效用进行检验时发现，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刘明霞和王学军（2009）的研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对外投资的溢出效用与人力资本正相关；李梅和柳士昌（2012）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门槛进行了研究。 　　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的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和OFDI与溢出效用的研究。而从制度方面对中国OFDI的研究则相当有限，本文则主要从商会组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府扶持制度方面研究对OFDI的影响和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制度环境与OFDI的关系 　　（一）商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一般要比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性更为严重。而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有成本的交易有赖于制度等非价格的配置方法（Barzel，1997）。商会作为一种制度结构，有助于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交易的不利影响，降低交易成本，为企业带来商机。原因在于，商会创造了一种稳定的制度环境，内部存在广泛的信息交流，从而提高成员的经营绩效（Recanatini和Ryterman，2001）；并且，商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减轻机会主义行动。商会组织成员相比于非成员，由于能够利用信息网络的横向和纵向的分工而存在的固定依赖关系，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制度优势。另外，商会可以将负的外部性效应内部化来提高效率且作为集体能够为成员争取良好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和服务以及某些方面的投资优先权。 　　（二）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强与OFDI负相关 　　交易的达成、资源的分配以及收益的分配都是由产权决定（Demsetz，2007）。投资者是增加还是减少投资是由事后剩余索取的程度决定。所以，投资者在追求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