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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关于读写的那些事 　　去年，“快乐写作课”栏目刊登了一年“牛牛的写作故事”，那些轻松、生动、有很强指导意义的写作故事就来自于本期名家——李锡琴老师。她爽快，对我之前的用稿和最近的约稿都是有求必应；她积极，约稿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传来了稿件；她真诚，写的小时候的读写故事是那样的真实，让人感动。她是一位老师，还是一位作家，这么丰富的角色，注定她的读写故事有着别样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她的故事里徜徉吧！ 　　李锡琴，诗人、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文化公司签约作家，《小学生杂志》《快乐语文》《中外少年》《阳光姐姐教作文》《快乐少年文学·花季雨季》等报刊专栏作家，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意林童话》《读友》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大量诗文、童话、散文、小说等作品。著有童话书《沙漠动物》《孩子的智慧》《作文其实很有趣》《学前作文启蒙》《蓝晶石之谜》（合著）等，文学评论类著作有《穿越与升华——中外经典个性解读》《草木春秋》（汪曾祺著 李锡琴注）等，编著有《小学生必备国学读本》（一套八本）、《小精灵的魔法笔》等数十本少儿图书，其中，《高中生中华经典诵读选粹》（一套四本）被部分学校选作语文辅助教材。 　　我出生在重庆市江津区的一个小乡村，那时，农村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在七岁上小学之前，我的童年生活，就是做大人身后的一条尾巴。大人去土里播麦，我就在土坡上找野菊花，抓蚱蜢；大人去赶场，我就扯着大人的衣角，希望能得到两分钱一颗的水果糖。就是这些看似很平淡的童年小事，却成为我记忆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对我后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具有直接的影响。 　　与表弟抢看“花花书” 　　还没有上学时，我特别羡慕已经上学的大孩子们，羡慕他们把手工缝制的一只斜挎小书包，挂在小肩膀上去上学的那个快乐模样。他们上学放学，多半都不规规矩矩地行走，总是你追我打、跳三舞四的，小书包在小屁股上一打一打的，很是可爱。 　　在我的童年时代里，正值中国的一场叫“文革”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些别有用心的坏人，不让大家读书，就下令把百姓家里的书都没收了。我姑父是生产队长，生产队里没收来的所有书，都放在他们家里了。所以，我每一次去姑妈家，都要从堆放在农具屋里的一堆大部头书里翻找小人书，我们叫它“花花书”。有趣的是，表弟不懂得“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去他家，他宁愿去水田里摸泥鳅，也不会去找书看，但只要我去了，我要看哪本，他就要看哪本。每当这时，我就跑到姑妈面前，翻开“花花书”的某一页，装出在默读画面下的文字。这时，姑妈就会对表弟说：“跟姐姐抢什么？姐姐认字，你不会。外面玩去。” 　　后来，我通过读书考学校做了老师，做了作家，而表弟却勉强念完了初中，至今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如果那时，我懂得谦让，或者懂得分享，与表弟一起看花花书，也许，他也会对读书有更多的兴趣。至今想来，我心有愧。 　　我的第一次涂鸦 　　我第一次涂鸦的是什么作品？答案会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它根本不是作品。但是，我想说，在那次别具特色的涂鸦中，我知道了，如果把文字写出来，让别人看到，就可能获得赞扬。 　　那是我五岁那年的事儿，家里新建了几间瓦房。 　　新房落成了，但院坝旁，建房用剩的石灰还堆放在那里，我从中掏出几个块状的，跑到新房背后的土墙上，从右边一直涂鸦到左边。“从右到左”的顺序横着写，这并非出于我的什么创意，只是我从新房的右侧绕到背墙去的，先到哪儿就从哪儿下手而已。我手握石灰，横、竖、弯、拐地一路画过去，这就是我第一次绝对原创“作品”，也是无人看懂的天书。那些无人识得的“字”整整齐齐地排在新墙上，很直，与墙基平行。由于新房的土墙水汽未干，这让涂鸦在墙上的石灰粉与墙上的泥土融合在一起，那些“字迹”直到我上高中都还依稀可见。 　　正好，在我涂鸦我平生第一个“作品”时，一位远房舅舅挑着担子从新房边路过。他放下担子，认真地看我这个毛丫头在新墙上乱画些什么。临走时，他笑笑说：“呵呵，这姑娘不得了，小小年纪就晓得勒墙记事了。”那时，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勒墙记事”，但觉得这话很有意思，便抬头看了看这位读过初中，说话很斯文的舅舅一眼，就永远记住了，直到我上了高中，才从老师那里得知“勒”就是“刻写”的意思，才悟出了这位舅舅是在表扬我，意思是说，我在墙壁上把自家建新房的事记载下来了。当时，因为估摸舅舅是在表扬我，所以，写得更带劲，以至于后半截“字迹”保留的时间更久长。 　　妈妈教会我“选材” 　　我背起书包上学了。 　　像所有的小学生那样，我的老师在作文课上，也让我们写“记一个熟悉的人”。 　　“妈妈，我写谁呢？” 　　我这样问妈妈，并不是因为没有熟悉的人可写，而是熟悉的人太多了。我所生长的村子很小，生我的村子也是生我妈妈的村子，全村的男人，我不是叫舅舅就是叫外公，女人呢，不是叫舅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