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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觉 文人情怀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繁盛、出版学学科萌生的时代。1983年，武汉大学设立图书出版发行学专业。1986年，河南大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硕士学位点下招收编辑学研究生，就在这一年，怀揣着文学研究梦想的李频“阴差阳错”地成为我国该批编辑学研究生之一。25年之后，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已经成为国内颇有名望的出版学者，在编辑出版家、期刊、出版制度、出版教育和学科发展等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2012年10月，由他本人编选的个人文集《出版：人学絮语》（以下简称《絮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相对于广为业界和学界所知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大众期刊运作》《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等体系化、规模化的学术成果来说，由70多篇文章、40多万字构成的《絮语》一书，可以看作李频如上著述的“余墨”， 更生动地反映了他20多年来的学术轨迹和学术风格。 　　1 学术自觉：出版人研究 　　作为我国新时期首批成长起来的出版学人，自踏上学术道路之始，李频就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持有理性的自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所师从的老师们都是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核心成员，如宋应离、王振铎、张如法、胡益祥等。这是一批在文史领域已有所成的学者，在那个“编辑无学”时代，他们转入编辑实践工作；而在开展编辑学研究生教育伊始，他们在编辑研究上的起步也不久，自然地把建设编辑学学科大厦的期盼投注在学生身上。李频承接师志，把导师们“为编辑学做点什么”的嘱托落实在编辑理论的探索上。在他看来，图书、期刊等出版物不仅是作者们的创造物，也渗透了编辑们的创造性劳动。基于长期以来编辑创造性劳动被漠视的现实，在相当长时期内，他聚焦于编辑主体价值的研究上，通过以编辑家为中心的“作家—编辑家—出版物”关系结构中考察文化名作的生成过程，总结其中的编辑出版规律。《龙世辉的编辑生涯》就是这一研究最早的代表性成果。该书于1992年问世后，在出版界、文学界引起热烈而积极的反响。《文艺报》在头版评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编辑家评传”，“对于提醒人们重视编辑这一职业，理解编辑家的甘苦和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重要贡献，也是很有意义的。”[1]收入《絮语》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写作余墨》一文记载了该书的写作初衷和研究思路：“把龙世辉及其同事们从幕后推向前台”，对其编辑实践理性观照，并“予以编辑学的理性升华”，进行“实事求是的编辑学理论探讨”[2]。从编辑家的编辑实践入手，挖掘编辑活动在文化作品创作、整理、加工、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和基本规律，此后成为李频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絮语》中以出版人物为中心的文章有20多篇，涉及茅盾、赵家璧、邹韬奋、秦兆阳、戴文葆、韦君宜等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在这些研究性文章中，李频不仅挖掘、总结编辑家在著名文化作品生成方面主体地位和独特价值的体现；还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编辑家个体的研究上升到对现当代出版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例如，在《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和路径选择》一文中，他从编辑出版家个体与编辑出版事业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编辑家研究方法论：“社会变迁—出版业变迁—戴文葆”是研究编辑家戴文葆的三个层次；但逆向看，还需要以戴文葆为视角逐渐拓展，进一步探究其编辑理念和实践的社会根源，“在出版业态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视域中考察其编辑出版实践的传播效果”。基于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李频在对邹韬奋的研究中，深入考察了《读者信箱》对《生活》杂志成长及该刊服务社会功能中的独特作用，剖析了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时所持的“民治民有民享”报业观在我国媒体体制发展中的地位，也反思了邹韬奋形象传播和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旗帜化”“符号化”等问题。在对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研究中，他超越了对其文学编辑活动操作层面的描述，深入到对这一代编辑家的思想和精神“密码”进行剖析和他们在文学编辑史上地位和意义的评估。 　　2 学科自觉：出版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呼唤着出版学学科和出版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李频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6年，他从郑州的职业编辑岗位上应召调入北京印刷学院，不久即全面主持出版系工作，2000年前后又主持该校的传播学（实际上是出版学）学科建设。为适应从编辑和编辑研究者向出版专业教育单位协调组织者的转变，李频在坚持编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出版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时期，他从出版物的角度，把出版分为以期刊为主要媒介的连续出版和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非连续出版，对二者的编辑出版规律及相关的文化、制度和产业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此两类成果集中于《絮语》一书的“求解非连续出版的思想形态”和“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两辑中。 　　同时，出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