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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部控制体系与国家文化匹配问题的解决方案 　　【摘 要】 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主要借鉴美国范式的COSO框架，没有考虑我国的国家文化，导致内部控制体系与国家文化不协调。基于此，文章选择国家文化视角，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使用霍夫斯塔德（Holfstede）文化模型衡量我国国家文化，从中美显著的文化差异分析国家文化与内部控制体系不协调的问题，提出短期以企业文化为融合机制，长期修正COSO内部控制框架，建立与我国国家文化相匹配的内部控制体系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内部控制； 国家文化； 内部控制五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1-0032-03 　　一、引言 　　2001年“安然”等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事件的爆发，引起世界各国对内部控制的关注。美国于2002年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我国在2008年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它主要借鉴了美国范式的COSO框架，相应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也没有考虑国家文化因素。最近上市公司造假“前仆后继”，前有主板臭名昭著的银广夏，后有中小板情节恶劣的绿大地。现在，顶着“稻米精深加工第一股”光环的万福生科承认财务造假，成为创业板造假第一股。这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引发人们的质疑，不融合我国国家文化，直接把在美国文化土壤中形成的COSO框架搬到我国，能适用吗？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建设有很大影响。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没有国家文化氛围的支撑，导致其他与我国国家文化不协调。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也要融入我国的国家文化，建立真正适合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所以研究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影响非常迫切和必要。 　　文化是制度之母，区别不同民族成员的集体心理模式，渗透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行为系统中，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轨迹具有路径依赖性，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如果制度的建设不考虑本土文化，肯定会产生问题。国外文献中，有很多学者利用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验证了国家文化对管理控制的影响，比如国家文化对美国雇员的福利计划、企业管理控制的设计和雇员对管理控制的偏好的影响。国内文献基于文化视角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有关企业文化的居多，国家文化较少（冯均科，2009），而且主要是分析文化对特定管理领域的研究。李志斌（2012）以日美内部控制的差异为例研究了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郑石桥（2013）从民族文化价值观视角分析了科层组织内部控制异化产生的原因，而且他指出作为正式规则的规章制度与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等非正式规则不协调，引发了内部控制选择性执行。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控制体系。总体来说，国内外文献针对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有一定研究，但比较缺乏，没有文献从内部控制五个要素系统分析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主要借鉴美国范式的COSO内部控制框架，而我国的国家文化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所以系统分析我国国家文化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之间的不协调及解决方案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分析框架如图1。 　　二、国家文化与内部控制 　　（一）我国国家文化的特质 　　在众多的国家文化维度研究中，Hofstede的研究应用最广泛。他共提出5个国家文化差异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根据Hofstede以IBM公司全球员工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维度外，中国的国家文化与美国国家文化有显著差异，中国的国家文化特质更多表现为权力距离大、集体主义倾向强、长期导向（如表1）。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主张维系封建家长制下的和谐，属于长期导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比较服从于权威，解决问题更愿意依赖人际关系而不是制度，抗风险的能力差，最终形成了较强的集体主义意识，较大的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弱的特质。另外，尊重传统、勤奋劳动、坚韧、扎实进取是中华传统美德，因此我国国家文化表现出更强的长期导向。在美国国家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遵循了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性的理论，但我国国家文化与美国国家文化有差异，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照搬美国范式的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与我国国家文化不协调。本文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期导向这3个显著的文化差异分析我国国家文化与我国内部控制体系不协调的问题。 　　（二）我国国家文化与内部控制 　　1.权力距离大 　　中国国家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大、等级制度严明的特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