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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的教学思考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谈起古代经济发展的具体成果，学生们大都津津乐道，然而，对于经济现象背后的政策因素以及经济自身的运行模式，却知之甚少。课程标准对本专题的要求不仅是要了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就，更要探讨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材却是重史实过程轻分析探讨，这就给一线教师设置了很大的难题，古代经济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它们的运行模式又给古代中国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中学教师往往很难把握，而在新高考重视材料与情境设置的试题中，考查内容不仅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教材中关于古代经济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并试图对一些重要概念提出自己的教学思考。 　　 中国古代经济史相关内容在各版本必修二教材中都是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经济政策四个大方面进行阐述，虽然各版本所选材料和描述方式详略不同，但对于浩瀚繁杂的古代经济史，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呈现历史概貌，对于某些重要的概念不仅是简略带过，更是全然规避，毫不涉及。因此，仅就教材内容而言，学生很难对古代经济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因此，笔者提出几点疑惑和分析，以期能帮助教师拓展思维，全面理解教材中的结论。 　　 （一）重农抑商保护农业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人民版和岳麓版教材对重农抑商政策的阐述都侧重于历代抑商的具体措施和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人教版在叙述抑商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强调了重农政策对小农经济的保护与促进。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面，对于历代封建政府究竟是实行抑商还是隆商，许多学者已有论述，这里姑且搁置不论。笔者想要探讨的是，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农业生产的重农抑商政策理所当然地促进了小农经济发展，果真如此吗？ 　　 自战国商鞅首倡重农抑商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就得以在国家全力倡导和监督下成为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①农为邦本的强烈意识为后世历代君王所固守不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农业作为国本受到特别照顾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要靠它来滋养支撑。封建帝国的政府开支、军费开支以及对庞大皇室官僚特权阶层的支付费用居高不下，农民赋税徭役的负担就特别沉重，小农经济的积累也极端困难。有学者统计，唐宋以来赋税大体占总产出的30%～50%，人民版教材中说农民要将收成的2/3上缴给国家，“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之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苦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①王夫之的这段论述充分说明赋税的沉重已使农民到了“以有田为累”的地步，这样的农业经济又何谈持续发展。 　　 除了征收重税，在征收赋税的导向上，封建国家大都执行“劫富”政策，越是富庶的地区，征收的赋税越重。两宋以后，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随着全国赋税绝对值不断的上升，江浙地区的赋税又显得畸重。“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②江南经济历时几个世纪发展已取得的可观成果，却被不合理的高赋税所吞食，本来还有可能出现经济率先转型的机会也由此荡然无存。固定的赋税如此，再加上各种临时性征收、徭役、兵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摊派，农民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大一统国家强制下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抑制农业经济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因素。 　　 除了农业自身发展受政策摧残以外，重农抑商对农业发展的阻碍还体现在农业和商业的关系上。根据现代经济学常识，小农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商品经济的迅速勃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将促进自然经济的分解。对于这样的规律，司马迁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争之”。③这就是说，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顺应客观规律，准许人民自由经营的。可是，重农抑商政策却出于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需要，将保护小农经济和抑制商品经济相结合，阻断了两者之间良性互动、改善各自处境的通道，既伤害了小农经济，又扼杀了民间工商业。因为，“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尽管有较高的生产水平，能给社会提供出一个较高的余额，但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劳役、租税和所谓盐铁之利等方式，从农民那里拿走比农民能够提供的还要多得多的剩余，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沦为‘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佃农或雇农。如果农、工、商、虞四业是由民间经营的，那么，即使农民因剥削太重而破产了，变成为佃、雇农，他们向地主提供的剩余，仍有可能通过积累而化为工、商、虞各种形式的产业，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增加和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