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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两希”文学传统及文化基因 　　摘 要：杰弗里?乔叟是继但丁后最能充分地表现出中世纪文学精神的人，深受“两希”文化传统的影响。《坎特伯雷故事》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广泛的作品，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世俗化倾向和对生活的歌颂都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离开了“两希”文学传统和文化基因，我们就不可能在传统之上真正理解乔叟这部传世之作，以及他对后世英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乔叟；“两希”传统；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73-02 　　一、“两希”文学传统 　　乔叟生活在中世纪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代。自13世纪起，基督教大量涌现的布道词和指导忏悔的小册子对欧洲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坎特伯雷故事》里许多引言和故事的内容与形式都明显根源于圣经传和布道词传统，包括对《圣经》文本的大量引用。与此同时，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又从未断裂过，中世纪作家们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一文学传统之中接受熏陶，尤其是在人文主义光芒渐盛的中世纪末期，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中的写作手法和叙事结构被更明显地运用在作品之中。因此，可以说在体裁结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等方面，“两希”文学传统都贯穿了《坎特伯雷故事》整部作品。 　　基督教文学传统中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公元5世纪以后，古希腊的文学文体已经基本被废弃，所以当基督教真正取得了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并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传播信仰的时候，这时期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势必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及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早期基督教文学中“衍文”的创作就是从附加在圣餐仪式之中发展起来的，而“圣歌”作为“衍文”创作的最早形式，又与弥撒中“哈利路亚”的唱和有直接关系[2]。因此，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和观念，宣扬基督教教义就成为各类基督教文学共同的主题。作为朝圣文学作品的《坎特伯雷故事》，这段包括乔叟在内的30名香客的朝圣旅程同样象征性地体现了基督教思想和《圣经》的精神实质，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人真正的家园是最初的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后，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只是为了赎罪，所有的快乐都是虚幻的，转瞬即逝，人类最终的幸福在于天堂。因此，朝圣旅程是灵魂跋涉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回归上帝的怀抱[3]。这段没有返程的朝圣之旅，一方面，象征寻找精神家园的朝圣之路；另一方面，象征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历程本身还远远没有结束，人类回归上帝的路途也还没有到达终点，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考验，这一点对于乔叟生活的人欲横流的中世纪时代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因而，《坎特伯雷故事》选择朝圣作为叙事框架的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其中的文学原型在基督教文学中一直处于源泉地位，在世界文学中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原型批评大师弗莱曾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为了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乔叟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圣经》原型。加拿大学者谢大卫曾言：“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所有的故事（也许除了牧师的布道文之外）显然都有圣经原型。”[4]由骑士领头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典型的中世纪“宫廷爱情”浪漫故事，同时也含有《圣经》的原型内容。故事讲述的是两个表兄弟为求得同一位公主的爱情而反目成仇，最后其中一人死于非命。这实际上是影射了亚当的两个儿子为了在上帝面前争宠，该隐杀掉了弟弟亚伯的故事原型，讽刺的是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后的迅速堕落。在“磨坊主的故事”中，那个大学生为了同木匠的妻子勾搭成奸，竟然用大洪水又将来临的谎言欺骗木匠，让他睡到木桶里去。这个故事明显运用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原型，本来上帝是用大洪水来涤荡人世间的罪恶，是上帝用来拯救人类的[5]。然而在故事中，洪水并未带走罪恶，反而成为了寻欢作乐的工具。洪水故事在这里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暗示当时社会人们灵魂的堕落和丑陋。这些故事与《圣经》中的原型相对应并非是一般意义的巧合，基督教文学作为中世纪主流文学对中世纪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坎特伯雷故事》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坎特伯雷故事》是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乔叟一改早、中期创作时所遵循的梦幻文学传统，把创作手法转向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理论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综合性地提出了“摹仿说”，及至古罗马的贺拉斯同样主张艺术可以创造性地摹仿现实。乔叟就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一开始就为《坎特伯雷故事》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氛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以人事为先、俗世为重的广阔而又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于是我们真就呼吸到了英国春天的清新空气：“四月里空气温酥雨连连，/滋润三月的干旱到心田。/万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