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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写作是为了揶揄笔下的世界 人物RACHEL KAADZI GHANSAH2015年7月13日 托妮·莫里森在纽约的家中。 不久前的一天，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坐在一间小厨房里，给一屋子陌生人讲述了一些让我难以忘怀的故事。与这间厨房相连的是一间录音工作室，莫里森在这里给她最新出版的小说《上帝救助孩子》(God Help the Child)的有声书录音。这间位于纽约州卡托那的工作室是由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谷仓改造的，但房间里却只保留了像谷仓滑动门和松节木地板这样很少几处农家风格的修饰。厨房里，实沉的餐桌上放着新鲜水果，玛芬蛋糕和好几罐果酱。玻璃窗外，几束阳光反射在白得耀眼的雪地上。兰登出版社的一位年轻女士反复提起她的墨镜，说光线强得都可以在室内带墨镜了。她紧张的喋喋不休把大家都逗乐了。她有勇气在托妮·莫里森面前寒暄闲谈，这可能是大家觉得好笑的真正原因吧。 莫里森并没有被室内的强光所侵扰。在房间里略显尴尬的紧张气氛中，也只有她镇静自若。她坐在桌首，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系带亚麻长衫，戴着一顶羊毛贝雷帽，一只手上带着一个硕大的钻石戒指。她的高龄给了她一种威严，让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王族或是来自俄亥俄州洛里恩城奥赛罗(Othello)的后裔。早在我们见面前，我就读到过她有时会对人冷漠，而有时却乐于展现魅力。在卡托那的那天，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哪怕她只是动动一个手指头，房间里的每个人——包括录音室导演和他的工程师，莫里森在克诺夫出版社的公关人员，她的出版商，两位兰登有声书部门来的年轻女士——都会停下他们手头的事询问他们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倒并不是因为她有所需求，而是大家都默认，这位就是创作了那11部小说的莫里森，能写出那样作品的作者，当然值得大家为之忙碌。 为一本有声书录音要花很长时间。许多作者选择让演员来朗读他们的作品。但是别人读出来的句子总不是莫里森想要的效果，所以她宁愿自己来完成这些冗长苦闷的录音。那天，她拿着一个小背靠枕，走进一间狭窄昏暗的小隔间里坐下，读了好几个小时她的新书。我们在控制室里，听她用喃喃低语朗读题为“甜蜜”的一章：“这不是我的错。你不能责怪我。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几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托妮”，导演在某处打断，透过话筒说道：“你能把那句重读一遍吗？当你读‘tangerine’的时候，能稍微重读一下 ‘rine’这个音节吗？”有时她的声音低到难以听清。这时导演会说：“托妮，我们把那段再录一遍吧。” 七十年代的莫里森是兰登出版社的编辑。这是漫长的一天。有的人可吃不消坐在这像石棺一样昏暗狭小的空间里朗读。在这儿录音的别人会把门打开，因为隔间太过压抑。但是莫里森却极为平静，似乎这黑暗的空间和她创造出的词语交融，构建了一个语言的巢窝，她在这里无比自在。因为她坐的位置，我看不到她本人。但是我能听见她。低哝软语，悦耳动听。她的嗓音是来自黑暗之处的低微声源。 在录音间隙的休息时间，莫里森就坐在桌前她的位置上，不到几分钟就被众人围住。她要把暖气关掉吗？她要喝茶吗？虽是知名作家，莫里森却试图保持自己的私人空间。为了抵挡我们的过分关切，她的办法就是给我们讲故事。因为我提到了新奥尔良，她就讲了一个她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不得不说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男人，住在新奥尔这个独一无二的城市里。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饕餮午餐。给他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他每到午餐时间就出现，向大家索要食物。他把食物放在他的口袋里，外套里，和裤子里。食物变坏了他也不管。他从来不洗澡，人们从几个街区外就能闻见他。久而久之，坏掉的食物和污垢就在他的周身结成了硬壳。一天不知怎么的，饕餮午餐出了事故。他被送到了医院。在那儿，他身上的污垢和硬壳被冲洗的一干二净。时间一天天过去，饕餮午餐没有好转，却病得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天他咽了气。“这是因为，”莫里森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并不是出于滑稽的笑容，说道：“这些人没有搞明白，他就是靠着那层硬壳才得以生存。” 莫里森在她的周身筑起了护栏，划出了许多界限。设防是为了工作。她告诉我，她的写作给她提供了“保护”。“这种抵御外界的保护十分有效,”她说：“从情感和心智上来讲都是如此。”近些年，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打电话。他们措辞委婉，但她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打电话来就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她笑着说：“我会逗逗他们，跟他们说：‘哎呀，今天我的胳膊疼，胸口也酸。’我嘛，我可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 莫里森在2012年接受奥巴马总统为她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 她说，她对自己的84岁生日并不是很在意，直到有一天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提出要举行一个午宴。当她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房间里的惊叹之声此起彼伏。某人问她午宴在哪儿举行。“哈，”她说，好像没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