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老家（外1章）.docVIP

年在老家（外1章） 　　一进腊月门，大人们的心，就慌了。 　　父亲说：“穷汉着了急，一天一个集。”我很纳闷，既然是穷汉，怎么会有一天一个集的奢侈？母亲笑了：“就是因为穷，才今天买一点，明天买一点。若是有钱，可不一趟就买全了？……” 　　于是，自视为穷汉的父亲有点赶集上瘾。他初五刚去赶了管公集，初六就又去赶十字路。父亲骑着他那锈迹斑驳的“大金鹿”，一个集接一个集的忙年。那辆破旧“大金鹿”的前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皮包，上面写着“北京”字样。上集的时候，皮包瘪瘪的，天傍晌时，父亲回来了，皮包也还是瘪瘪的。翘首以待了半晌的弟弟颇为失望，但还是从扁扁的皮包里，翻出了几颗糖。有花生的，有高粱饴的。 　　此时的母亲，正趴在鏊子窝里摊煎饼。她的脸被热鏊子熏得通红，头发上也沾了不少的草屑，一桶糊子已经见底。刚刚放学的我和姐姐，在鏊子旁边候着，母亲要给我们摊一个面煎饼。 　　面在那时候，并不普遍。而能在母亲摊煎饼的时候吃上一个面煎饼，就好比现在的儿子能在进城的时候吃一顿麦当劳。 　　面煎饼摊出来了，母亲用掏灰耙掏着鏊子窝，然后就像变戏法一样从里面翻出一个闷咸菜。我和姐姐一人掰了一小块，咬一口煎饼，再咬一口咸菜。那个香啊，让一向喜欢舞文弄墨的我一时间理屈词穷。 　　腊月里的煎饼每次是要摊好几顿的。母亲今天摊了，晚上就又开始为明天的煎饼准备。她泡了瓜干，泡了玉米。那时候晚上停电是常态，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先把白天摊的煎饼一张一张揭开、叠好。它们厚厚地摆满了一个大盖垫。 　　煎饼叠完了，母亲开始切瓜干。一页一页的瓜干被切成小小的四方块，它将和泡软了的玉米一起，在明天早上，被母亲送进磨盘。在旁边写作业的我，眼皮已开始打架，但母亲好像从来都不困，她不发一言地低头干活，刀与案板发出的“哒哒”声，是我童年梦乡里最有节奏的行板。 　　两顿煎饼摊下来，母亲腰酸腿疼。她拂掉头上的草屑，说：“过年就这两顿煎饼了，以后吃的过了年再摊。” 　　“腊月十五了，真急躁人啊。”奶奶说。她敦促爷爷杀了鸡，做过年必不可少的蒸鸡白菜。 　　鸡是自家养的。爷爷蹲在屋门口，用刚刚磨好的刀，对准了公鸡的脖子。奶奶在一旁念念有词：“公鸡公鸡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奶奶烧了开水用来给公鸡拔毛。公鸡的毛很美，五颜六色的。杀完鸡的爷爷就用这褪下的毛重新勒了鸡毛掸子，也给家里的风箱添了新的动力。 　　有时候也杀母鸡，我那时必定会蹲在一旁，看鸡肚子里那些未成形的蛋。它们又小又黄，连成一串。奶奶说：“可惜了，还有这么多……” 　　爷爷去院子里拎白菜，我在后面跟着。我就喜欢看白菜们，在太阳地里晒着。白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一个冬天里，我和爷爷要把它们从菜窖里搬出搬进的好几回。那时候的白菜真白，叶子卷得也紧，它们被一棵挨一棵、一棵摞一棵地码在墙根下，很有滋味。但每一次搬动，总要有一些叶子烂掉，于是白菜一天天瘦下去，令人心疼。 　　蒸鸡的白菜，是一页一页完整地放上去的，不需要切块。等做熟了端上桌，再用筷子一根一根地划开来吃，这样的蒸鸡白菜，味道正宗。 　　奶奶的蒸鸡白菜出锅的时候，远处集市上的鞭也炸响了。而还没有放假的我，等一场考试等得心焦。考完试才能放假，放了假才能过年。而过年前的考试，无论成绩好坏，老师和家长，都不会有过多的责怪，即便是再烂的成绩单，大人们也会说：“别说孩子了，大过年的……” 　　过年真好，连考试都是不用怕的。姐姐的羊角辫于是撅得更高了，一向不喜欢学习的她，脑子里就剩下过年这一个概念了。她对母亲说：“今年我要穿喇叭裤，和隔壁五奶奶家三姑的一样。”我也在旁边帮腔：“就是，别再做那么肥的裤腰。”隔壁家的三姑，那时候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姑娘。她穿的那条草绿色的喇叭裤，屁股绷得紧，可不像母亲为我们做的学生蓝，又肥又大、无型无款。 　　终于放假了。远处集市上的鞭炮每天都在响着，炸得我们的心乱乱的。我们热切地盼望着腊月二十五的到来。小时候的集，于我而言就只有这一个。 　　早早地吃了饭，父亲推出了他的大轮车子，载着弟弟;姐姐骑小轮的，载着我。小轮车子用绿色的塑料皮缠着，走在街上，很是拉风。 　　腊月的集，人比货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最大的兴趣，不在吃喝，而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上。我总是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看下去，一张不落。那时候的年画，有一种叫联画。我们土话说，叫“一联”，其实就是图文并茂地讲了个故事。四张一联，一联一个故事。多是古装，也有现代。我喜欢这些故事，觉得蛮有滋味。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将手里已经攥出水的那些毛票交给小贩。 　　而那些单张的年画，则多是当红的演员。那时候村里没几台电视，但露天电影的放映很是经常。有《小街》《牧马人》《人到中年》，还有《垂帘听政》。那时候小，只觉得热闹，并不是很懂。现在想想，部部经典。那些年画里有张瑜、郭凯敏、陈冲